正历三十年，阿娘死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

她走的那一日，我央求药铺的伙计给了我二两京墨，加入生地黄和梨子磨成汁，倒在粗瓷碗里。但我一踏进门，望见阿娘在榻上一口一口吐血的样子，只觉得手里的药汁仿佛拿不稳，再上好的京墨也止不住那样的血了。

破旧的库房里空荡荡的，阿娘的喘息声格外明显。我靠近时阿娘像是有所感，尽力睁大浑浊的眼睛望着我，露出一个模糊的微笑。“阿秀，”她喊了一声，声音极轻，“你要好好的。”我跪在床头泪流满面。

再抬起头的时候，阿娘已经去了，床上是大滩的血迹和浓重的墨色药汁，她躺在一片狼籍之中，神态却很温柔。我伏在她身上一片茫然，周围的下人闻声而来，帮着收拾，仅仅一个下午就匆匆将阿娘抬进一只薄皮棺材，黄昏时阿娘被葬入了城郊的荒坟。

晚上，我再次回到那间空荡的库房。床上的血污铺盖已经被烧掉，连着阿娘为数不多的衣衫。我手里紧紧攥着阿娘唯一的杏木发簪，一声不吭地换上了白色的麻衣。

门口有个甜美的声音响起：“阿秀哥哥。”我转身看去，陶老先生的孙女陶若离怯生生地从门边探出半张脸，她犹豫片刻，低声道：“你莫要伤心了，崔夫人也不想看到你难过的。”过了一会，她悄悄走了。

我凝视着阿娘留下的那根杏木簪，闭了闭眼，起身走到前院门前跪下。一盏茶的功夫后，邹老出来温声问我：“阿秀，怎么了？”我低下头，平和道：“我来谢谢陶老先生，让我阿娘身后能够安葬。”邹老引我进去，我跪在陶老先生面前，真情实意地谢过那一副薄木棺材。陶老先生摸着胡子，叹气：“这孩子才八岁，也不容易，明日便叫他跟着你去做学徒吧。”

邹老笑着应了。他跟随我祖父多年，与我难免有几分香火情，教得也算尽心，于是我每日白天随邹老看诊，在医馆里打杂，夜里对着烛火念诵邹老布置下来的医经。

日子流水一样过去，一晃就是七年。

某一日，燕子斜斜飞过横梁，日光透过药房井字格的窗户照射在地面上，我站在柜子旁边阴凉的一侧，埋头整理药材单子。小伙计匆忙跑进药房扯着嗓子喊：“阿秀，邹先生叫你。”我应声而起，走过他身边笑着道谢，小伙计撇了撇嘴：“赶紧的，带上先生的箱子。”

邹老坐在马车里，双目微闭着，见到我露出了温和的微笑。我谨慎地低头，也不问去哪里，他反倒主动开口：“阿秀，近日金疡方学的怎么样了？”

崔氏医馆以疡医著称，我幼年时阿娘经常念诵药方哄我入眠，加之我在这方面大概有些天赋，有时一些奇思妙想引得邹老连声称赞：“不愧是松风公的子孙。”好汉不提当年勇，我总是笑笑复又低头，心里继续默诵着拗口的药方。

马车里，邹老说：“晋王府老王妃前些日子摔断了腿，我们庆仁堂的金疡是州城里最好的，因此王府请我们上门为老王妃诊治。到了王府，你且跟在我身后，不要乱走乱看。”我垂首恭谨道：“是，师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