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华姑妈为此发了高烧。李沅放了假，日夜照顾床前。有一天早晨，天不那么阴，有一点阳光探出头来，她约了同学，难得出门，就是那一天她开了门迎面见到了邮差。他鄙夷地，冷漠地将手里的信递给她。并且告诉她，自己等了半个钟，没有人听见敲门声吗？

“资本家就是会折磨人。”

他说完，走了。

李沅再也不像从前一样如鲠在喉，她舒展开眉头，接着，她并没有拆开信。因为那封信是李成笙的署名，她只见过他三次面，她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给她写信。

或者，那封信是给她母亲玉生的。所以，最后是玉生拆开了它。他的信什么时候也盖起了公章，这一封长得像辩文的信件，平铺直叙地简述了他从银行离开之后，自立门户的艰辛，简直就像他的自传。如果他要最后一击，何必如何费心费力呢。

末了，幸而玉生看文章信件无论好坏，总要读到最后一个字。也就是在最后一段，他的字忽然变得激昂，笔锋似乎是用尽了力恨不得揉碎纸面，才写下这一段：

“你太纯良，但也太愚蠢。你为什么没有想到，李文树捐过的物资和铁路？那条铁路开过去的火车，有一次不是搭乘了半车的西安军？你一点都没有想到，你爱他，于是慌不择路，误入歧途。”

这封信让孙曼琳看了。

孙曼琳联系到如今已经仕途平稳的嫂嫂单云，单云很快便联络到当年乘坐过那列火车的几个士兵，除去死去的一大半人，只有两人愿出庭作证。

重上诉的日子很快到来了。

安华姑妈告诉玉生道：“今天真像梦。”

数不清的第几次庭审匆匆结束了，她们仍没有见到李文树。但一切似乎不像过去这些年这么糟，玉生发言时已经不会被打断了，她终于告诉律师，李文树曾捐给国军的棉花，同样是盖在了中国人的身上。但律师没有听从她的建议。

大约是半个春天过去，李成笙的死讯传来了。

荞姐儿为他戴孝，带来的遗言中，他表明要回宝山的祠堂，需要由安华姑妈去联络宗族。但安华姑妈说自己也许难办成此事，他母亲是续弦，又因和丈夫不睦被休，所以她母亲当年病逝后只在静安做了几场善事，匆匆结了一生。他的遗言中又着重补充，他的尸骨是要装着他母亲的牌位一块回去的，如果回得去，他的证词他的公章都会委托荞姐儿交给玉生。

最后一次出庭，玉生作为唯一证人被否决了证词。

一切都回到绝境。安华姑妈得到回复：“祠堂每个位置都依次排列，多一个没有，少一个空了，要多这一个，只能少那一个——您要少了谁的？”

安华姑妈恨道：“那几个老东西，最古板，被休掉的女人，在他们眼里和死刑犯没区别，他们最会拿事。”

玉生道：“要多一个，就要少一个。”

安华姑妈未回话。

玉生注道：“那就少了我的，多他母亲的。”

即使是安华姑妈，曾那么深刻地痛恨过祠堂、礼教、尊卑，那样一个人，听见玉生这句话，都要立即瞪大了眼睛看她。仿佛她是在说：“那我就替她去死吧。”

好像是天塌下来一样大的事。在一个牌上面，上面刻的字不能让人死了的人重生，底下烧的香也不能让活着的人永生。只是被放在那个四方天地里，就好像是封王封爵的荣誉。早就觉得可笑至极。

安华姑妈出发去宝山那天，玉生找到荞姐儿，要走了李成笙的公章。随后，给了她一些钱，但荞姐儿并没有收下。

她只是回了话，道：“他把他所有的钱都留给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