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西征的惨败，北宋全国上下几乎人尽皆知，只是知道的程度不太一样而已。

像陈武这种从小生长在皇城脚下，又是宰执府上的家生子，兄长还是广备攻城作的在编人员，知道的自然是多一些。而鲁大这种乡野农户，虽然远离皇城，但多少读过点书，比其他大字不识的农民自然了解的要多一些，但他们俩知道的关于元丰西征的信息拼凑在一起也不及苏轼讲得这么全面。

在得知灵州之役竟是因为高遵裕一己之私令几十万将士命丧黄河后，他们内心的愤怒达到了顶点。只是谁也不敢将这怒气发泄出口，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罪魁祸首高遵裕身份尊贵，他不仅是宋朝名将开国功臣高琼的后人，更是前朝皇太后高滔滔的伯父，是如假包换的皇亲国戚。

苏轼自然是理解陈武鲁大他们敢怒不敢言的心情，但他不能告诉他们元丰西征惨败背后真正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发动这场四十万大军五路伐夏，妄图给宋朝逆天改命的背后推手——宋神宗赵顼。

宋神宗19岁即位，接盘的是一个财政亏空严重，地方豪强割据，军事上外强中干的空壳子王朝。他自幼对先祖数次欲吞并幽，蓟、灵武等地却兵败，最后不得不屈服于辽国西夏一事而耿耿于怀，立志要“慨然兴大有为之志，思欲问西北二境罪”。为了改变宋朝积贫羸弱，四周强敌环伺的危局，他全力支持王安石变法，为的就是要富国强兵，解决北宋积弊已久的“三冗”问题，提升国力，统一北方，收复被辽国侵吞的燕云十六州和被西夏占据的西北边地。【注1】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在神宗的支持下推行大刀阔斧的变法改革，史称“熙宁变法”。从公元1069年开始至公元1073年五年间，王安石先后颁布实施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免行法，并改革了科举制度。【注1】

王安石推行的一系列新法政策虽有或大或小的各种弊端，但“富国强兵”的效果却是显而易见的。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彻底改变了北宋“积贫”的局面。实施强兵措施，重视武备，设立仿唐军器监，职掌中央和地方的兵器制造，并对其管理机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使北宋的军事实力大大提升，从根子上改变宋军“羸弱”的现状。【注1】

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的指挥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青唐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这是北宋军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彻底扭转了北宋与西夏的战争格局。【注1】

河湟拓边（熙河开边）的胜利给了宋神宗极大的信心，他想成为汉武帝、唐太宗那样名垂青史的贤明君主，他要超越太祖皇帝，消灭西夏和辽国，夺回燕云十六州，再现汉唐盛世。而西夏的政变恰好给了他一个合理出兵西征的理由，这一次他要亲自检验熙宁变法之后大宋真正的军事实力。【注1】

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六月，宋神宗以惊人的速度集结了西北边境四十余万人，共分五路大军出征西夏。为了这场战争，他做了周密又详细的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此时的神宗身边已没有了得力好用的心腹大臣，跟随他多年，协助他变法的王安石早已在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罢黜了宰执之职，归隐金陵去了。【注1】

但宋神宗不在乎，他相信自己可以独自打赢这场胜算颇大的伐夏之战。

然而，押上了熙宁变法全部家当的宋神宗终究没能从命运的赌盘上全身而退，缺乏军事才能，这场仗打得乱七八糟，非但没能消灭西夏，还白白牺牲了几十万将士和民夫，神宗本人也因此抑郁而终。【注1】

宋神宗不知道的是那个远在金陵的老伙计王安石在得到伐夏之战惨败的消息后，一夜白头。

王文茵还记得那一日祖父对着皓月长空独自在院子里站了一整晚，他像是有预感变法的成果会被彻底废除，终究是心有不甘，在神宗走后的第二年他也病郁而终，追随于他有知遇之恩的官家而去。

后世的人对元丰西征失败的原因做过详细的分析和总结：

这场战争没有一位经验丰富的名将做前线统帅，而宋神宗作为全军唯一的统帅，虽然在整军备战上很有一套，但却是个多谋寡断，投机反复，好大喜功的冒进主义者。这五路大军分别由两名宦官、两名边将、和一名外戚担任主帅。不但武将与宦官之间矛盾重重，武将与武将之间又内斗不断，最糟糕的是军队主帅与负责后勤的漕臣之间也纷争不断。【注1】

宋军在五路伐夏的失利不是野战的问题，而是败在了后勤上，粮草补给跟不上会直接影响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当时因反对免役法被新党弹劾外放出了朝廷，后来又被惜才的宋神宗以得罪之身派去接任吕惠卿鄜延路经略安抚使的位置，强化边境武备的沈括（对！就是著名的北宋科学家，《梦溪笔谈》的作者）就曾计算过向灵州前线运输粮食，如果纯靠人肉运粮，供应10万人作战就需要30万民夫，供应五路伐夏40万大军作战则需要120万民夫！并且每运输四十万石粮，最多只有六万石能到达灵州，这还是没被西夏军队劫掠粮道的前提下。以当时北宋西北的人力资源根本无法负荷这样的运输量，以至于不少州县不得不发动女性去运粮。【注1】

五路伐夏大军最后只有熙河路的宦官李宪才勉强没有因为粮草不足导致民夫和士兵争夺粮草引发军阵混乱的局面，原因在于他的转运司里有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后勤人才——赵济。此人的祖父赵贺跟父亲赵宗道都是北宋治郡理财的能臣，而赵济本人也精于计算和调度。在保障前线足够五十日的粮草，避免了被西夏军切断粮草的麻烦后，赵济很早便将民夫陆续放归。这样一来不但减缓了军队管理上的压力，也降低了粮草的消耗，最后就只有熙河路没出现民夫枉死的惨剧。【注1】

李宪事后给宋神宗的《兵策》中对这场五路伐夏之战的失利做了总结，由于宋夏之间隔着大面积的沙漠和旱海，在最初几次野战上吃了大亏的西夏掌权人——大梁太后立刻调整方案。不再与宋军正面对决，而是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将前线的军队收拢，任由宋军深入西夏境内，暗中却派遣轻骑兵从后方劫掠宋军的粮道。时间一久，深入腹地的五路宋军在资源的使用上太过分散，后勤补给跟不上，自然不战而困。最后西夏军再集中全部的力量伏击其中一路宋军，就能在局部形成战斗的绝对优势，而这也是宋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注1】

不过，最重要的原因是整个大宋王朝受传统思维局限，习惯外行指导内行，文官打压武将，宦官上阵指挥打仗，当然或许从大宋立国开始重文轻武就已经注定了这个必然要败的结局。【注1】

“嗐，好好的怎么说到打仗这么沉重的话题，是我老糊涂了，自罚三杯。”苏轼见其他人都是一脸怅然的样子顿感愧疚，试着调解气氛，拿起酒坛子倒了几杯酒，放到陈武、鲁大他们手中，“来，今日是除夕，咱们痛痛快快喝几杯！”

陈武鲁大眼瞅着苏轼仰脖将杯中的酒都干了，却仍是一动不动。

“怎地，你们都不会喝酒？”

陈武鲁大同时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