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小阮医生吗？”

这是一句带着鲜明的湖南口音的询问，在人来人往的北京街头，这样熟悉的口音让她立刻停在了原地，差一点忘记呼吸。她想，难道是我在做梦吗？廖耀湘此时应当在佳木斯，他绝没有可能出现在这里，更不会这样叫她。她猛地回过头去，有个人从路边停着的汽车里探出脑袋，又伸出一只手掌，向她摇了摇。

“郑长——”她吃了一惊，幸好及时纠正了那个旧社会的称呼，“——郑先生！”

在她走向那辆汽车的过程中，郑洞国先一步下了车，向她伸出一只宽大的手掌。以往见面总要互相敬礼，以握手作为一段对话的开场白还是头一回。阮静秋用力地和他握了握手，想起她所听来的他困守长春那几个月城里的种种乱象及惨剧，又想，五军一众长官如今死的死、关的关，她熟悉的这些人中，唯有他如今可坐着轿车自由往来，更不知该用怎样的角度来看待他。她心情十分复杂地说：“我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您。”

郑洞国也感叹道：“上一次见面还是四六年，你陪同光亭一起到长春视察的时候。一晃眼，时间已过去六年多了。你现下做什么工作？住在哪里？”

阮静秋如实告诉他自己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这次来北京是为了拜访朋友。他听了，“噢”一声，说：“那么，你见到建楚没有？四八年底，我们曾在哈尔滨见过一面。后来我听说他先是被送到抚顺，又到佳木斯，这两年又被点名要到南京作军事教官。他近来怎么样？”

难得遇见从前的老长官，阮静秋本想向他打听廖耀湘的境况，但听他这几句话里的意思，他只知道他去了南京军事学院，对年初的那一场风波还一无所知。她不好再问，只得点头应声道：“见到了，他一切都好。”

郑洞国说：“那就好、那就好。你要告诉他，叫他配合改造，认真教书，其他的什么都不要想。”又自言自语似的叹一声：“尤其不要像光亭那样。”

听他话中有话地提及杜聿明，阮静秋忍不住追问：“杜先生也在北京吗？”

郑洞国点头道：“在的、在的。只是……”

两人正说着话，汽车前座下来一个穿着便装、但样子十分干练的年轻人，对郑洞国说道：“首长，医院那边还在等着，不好再耽误下去。”

阮静秋连忙说：“您先忙，我改日再去家里拜访。”

郑洞国先是应声：“好吧、好吧。”走出几步，又忽然转回来，叫住她道：“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看看光亭？”

乘车往复兴医院去的途中，听他和那位年轻人一同简要地介绍了杜聿明的近况，她才知道他早在五零年底就从济南搬来了北京，如今和黄维、文强、陈长捷等人一同住在德胜门外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内。这两年里，管理所的干部们为治疗他身上的多种结核病耗费了很多人力物力，甚至不惜动用国家储备的黄金，派专人去香港购买必需的抗生素，再一路快马加鞭护送回北京。两年休养之后，他虽还没有完全作出积极的表态，但至少身体的顽疾已康复了许多。近段时间，管理员们又在他身上发现了一种更麻烦的结核病，不光导致他时常腰腿胀痛，更使他的脊柱变形歪斜，需要石膏模具慢慢矫正。这次他被送去复兴医院，正是为了定制一副用于矫正脊柱的石膏。

阮静秋听明白了一些问题，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疑惑，比如，她不太理解为什么郑洞国要选择这样一个时间和场合去探望他。她问：“你们常见面吗？”

郑洞国摇头道：“不。解放以后，我还没有见过他。”他的目光移向窗外：“领导们希望我去劝一劝他。但说实话，我真不知见了他该讲什么才好。他一向有自己的主张，我更没有什么立场规劝。今天恰巧遇到你，不知你有什么建议？”

阮静秋只得也把脑袋像拨浪鼓似的猛摇。车子不久后驶进医院大门，再拐过一个弯后，正对着的就是住院病房。前座的那个年轻人和一位医生一同领着他们到楼上，在走廊尽头的那一间屋子的门外停了下来。屋门半掩着，门上的一扇玻璃半清不楚，隐约能听到屋里有人在说话，模糊间可以辨认有个身着黑灰色棉衣、头戴棉帽的身影躺在病床上。郑洞国在原地来回踱了踱，不知拿定了什么主意，忽然对她说：“我还是不进去了。你和他聊一聊，我们去车里等。”而后竟头也不回地走了。随行的年轻干部和医生自然也追着他去，阮静秋懵懵然站在原地，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不知所措，不知道是不是也该一同跟着他走。正在她犹豫的时候，屋里的医生打开了病房门，用毫不意外的眼神快速地打量了她一下，似乎是把她当成了前来探视的亲属。他们抬走了石膏，又向她作个手势，示意道：“你可以进去了。”

阮静秋只好走进病房。杜聿明闭着眼睛，不知是醒着还是睡着了，对屋门的几番开合无动于衷。一只吊瓶高悬在床边的输液架上，她凑近看了看，仍是那种常用的治疗结核病的药。药液滴速正好、吊针固定合宜，她没有什么可帮忙的，又觉得不好吵醒他，就在一旁坐下来，默默地看着。

他的样子没有什么变化，只是人看起来要比在济南那时还清瘦一些，显得身上的棉衣有些宽大。他脸上还扣着一副圆片眼镜，黑色的镜框，镜片很厚，在窗下轻微地反着光。她起身想去合拢窗帘，他这才闻声动了一下，问：“谁？”声音低沉而嘶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