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吟许久，他去找了汪杨兴。

汪杨兴在业文强面前，如同大人面前犯错的小孩，赶紧起了身；业文强压低了声音，如他一样，“啪”地一声，拍了桌子：

“我说汪局长，什么事情，你多动动脑子，不行吗？什么六亩地足够，什么缩减乡镇职工楼的标准，你是不是穷得富不得？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多看一步。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会有全部人集中办公的那一天。真有那一天，要是办公楼占地不足，你感觉不是重复投资吗？原本的十亩用地，是照着和地税来的。多点用地，我们手有余粮心不慌，可以全部解决干部的住宿问题。你以为我是好大喜功、搞个人政绩？你错了。我们要考虑的，是发展。以最新的前沿理论，有人提出来，公务员实施不用几年时间，基层会迎来集中到县城办公的那一天。真到那时，十亩土地建盖六栋生活楼，不正好吗？再者说了，我们的乡镇干部住宿楼，是人员集中办公前的权宜之计。你从基层来的，基层有多苦，你不是不知道。我们优先一下他们的待遇问题，安置他们住到县城来，能解决干部的后顾之忧，包括他们的小孩读书、上幼儿园户口问题。两相合计，你不能说砍就砍用地，更不能降低乡镇干部住宿楼的建盖标准。你不是一名专业的税政股长。你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当好你的税务局长。局长要的，是专业素养加眼光。你还需其他广博的知识，才能把你的专业建立在纵深处，加上对人的理解，才是前瞻。你千万不能要用你过去九山人的眼光，考虑全盘、统筹未来。办公楼解决的是专业问题；而我们的乡镇干部宿舍楼，解决人的问题。两者你得通盘考虑，有大局意识和前瞻意识。下一步，你要带队伍、奔事业，把国税做大做强。只有优先考虑人的问题，把人的问题解决好了，干部才会把工作当事业。要做事业，安居才能乐业。只有保障好基层乡镇的住房问题，才能干事创业。再者说了，你可知我为了争取这十亩用地，花了多少心血、做了多少领导的工作？你倒好，一己之见，将十亩砍成六亩，你的专业哪儿去了？你爱民如子的心，又放了哪里？你是不是真如我有干部讲的，我们身为领导的，只配去‘土耳其’那样的地方当官，不配在这个地方立足！”

挨了批，汪杨兴还不上嘴。

业文强的话，向来讲求理论依据。有些，他能听明白，可有些，他听不明白。不管如何，业文强现在还没走人，他的这个局长，还未任命，他得做点什么？

几天后，他开了一个中层干部会。

之所以开会，是他要烧的第二把火。烧的这把火，一方面是地税县城办公楼开工在即，而地税建房的代价，是县委、政府出了意见，要国税守好山头，干好日常，继续代征税款；另一方面，是修改过的乡镇干部住宿楼设计图纸，按他意见完成修改。两事并一桩，汪杨兴请来各乡镇负责人，听取各方意见。

会上，张兴福与何满康不吭一声。

其余中层们，包括石党洪、李宝权几人，发现会风变了。人人你看我、我看你，不说话。倒是年轻陈立文沉不住气，起了身，道：

“汪局，我想问一句，为什么又要我们再为地税干半年？分家时，不是说好了代征税款只是项过渡吗，怎么借路成股，又要延长？先不说合不合理，我们有我们的实际困难。光说基层人手不够，怎么办？就我们所来说，三个人还得留一名女同志在办公室搞征收，剩下两人跑外勤，遇到突发事件，难上加难。就比如今天我们开会，所里只剩下一人，双人上岗还要不要？再说了，现在的个体户、临时摊贩税，收税比讨饭艰难，要是没有两个人，怎么收？以我个人想法，我们还得抓大放小、别尽拣芝蔴，丢西瓜。我想跟江北、城关局一样，搞大干包绩效。我想过了。我们半海的绩效，得改一改，跟江北、前卫营一样，要大包干绩效，不要原先的零散绩效。”

说下这话，陈立文坐下了。

他的身边，何满康欲言又止，似乎想说什么，却没有张口；而张兴福一脸清冷，像是满不在乎。石党洪与李宝权倒是对上了话，但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汪杨兴听不清。

没有人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为汪杨兴说好话。

他以近乎央求的眼光，扫视了一眼全场。几名股室负责人，移开眼神，让汪杨兴无人附和。

汪杨兴火了。他“啪”地一声，拍了桌子：

“什么大包干绩效，做梦！我问你，大包干有什么好？不就让你们几个人腰包鼓了点、多发了点小财嘛！谁来承担风险！风险，我说的是当领导担责的风险！现在上头对我们发点福利，盯得有多紧，你们还在胆大妄为！再说了，原先的零散绩效不是挺好的嘛！咱们多收点个体、街头临时经营税，有文件，咱们可以拿零散税收提成。这样一来，你们也不担什么风险，我也不背什么过，不是皆大欢喜？说到小小的个体户、临时摊贩税收，屁大点事，你来会上跟我叫苦？拿不下零散绩效，你就不要跟我提大包干效！你一天拿什么大包干绩效说事干嘛？你以为大包干绩效好，我怎么看不出来？再说了，非常时期，李良书记一天天交待我们，要以大局为重，为地税局赢得时间，多考虑考虑大局，既不放西瓜，也不忘抓芝麻！不想按我说的来，你们干什么吃的？”

一个陈立文发言，当即引来汪杨兴的一顿棒喝，人人噤如寒蝉。

汪杨兴的开场白提得好，要听一听各方意见，可一有人提出想法，遭此喝斥，人人自危，让会议室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无人张口，汪杨兴的脸，涨成了猪肝色。

一个人站起身来。

人人的看向他，是李宝权。

汪杨兴的话，听着硌耳朵。李宝权听不下去了。为此，他起了身，缓缓道：

“杨兴，我不否认你是在过基层的人。可我敢说，基层税收你不了解。为什么？想当年你当所长的时候，哪来的个体户、哪来的摊贩？那个年代是要个体户没有个体户、要小摊贩没有小摊贩，只有大集体；时代不同了，现在是追着个体户、小摊小贩满街跑。摊贩们满地摆摊。你不能抱着老弦弹。你不知道个体户、摊贩税收难！很多时候，千万莫不拿芝麻当回事。大家都是干到这个年纪的人了，谁不知道税收越小越难收？我看你是收大集体、大公司的税，大手大笔的，顺手了，不知道小个体户、小摊贩三文两分的，得用牙啃、用嘴咬！所以，我倒是赞成刚才陈立文的意见。各级是该多考虑考虑基层的难处了！国家层面，也早有了这个意向。我听征管股的纪中云说，我们得执行个体起征收点规定，来个抓大放小，把不足起征点的个体、小摊小贩给放掉，再不能一块钱、两块钱地收税了。出于历史习惯，我们要分步实施，不一刀切。你倒好，刚好倒过来，要我们既不放西瓜，也不忘抓芝麻。话是可以，只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人力、精力。在人不配齐的情况下，你得体谅基层难处，多为想想如何解决这些实际问题。”

说下这话，李宝权坐下了。

如此意见，与陈立文异曲同工，在汪杨兴看来，又是一个鼻孔出气。他开了口：

“别说我对基层税收不了解。哪个不是从基层上来的？我也不例外嘛。当年，我从部队复员来的财税局，进的就是砖瓦小组。砖瓦小组我们几个干什么？还不是收税。我想说的，是税收历来都讲刚性。就因为税收刚，一般人他干不了，还会有各种矛盾。有矛盾怎么办？俗话说‘干得好不如干得巧’，我们要玩得巧呀！个体户、摊贩的税难收，虽然说难收，可他有这个义务，不缴行吗？我们要多给人家多说好话、多做工作，相信大多数个体户、小摊贩还是会配合的嘛！大企业的、大单位的税收，人家会主动缴，你操心那些心干什么？所以，我的观点是，我们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个体户、小摊小贩上来。为啥呢，因为财政局和我们有协定。在各级大力发展个、私经济的同时，我们多费点心，有个体、私营税收经费，还有集贸市场税收提成。有提了成，大家的经费不就有了嘛！在这里，你们一个个的喜欢听文强讲税收理论，那好，我也来跟你们讲点税收理论，虽然我讲的不如他，但理是一个理。你看，税收历史，包括世界各国税收史，因征税引发的战争多的是，比如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在我们国家，历朝历代也有不少抗税□□。外国有位法国人，叫做巴蒂斯特·科尔贝的，提出来：‘一个好的税务局，应该把收税当做拔鹅毛。最好的手法，是既能揪下鹅毛，又能把鹅的叫声压得最低。’。听听，人家讲的多好！我们的零散税收绩效，不就是照这个理论来的嘛！”

听到这儿，陈立文与纪中云等人相视，忍不住笑了。

汪杨兴坐不住了。他看向会场几人，陈立文与纪中云收了笑，变回严肃；三名分局长不吭一声；而另外两名所长，因为李宝权提了不同意见，自己成了一对二。汪杨兴耷拉了脸，再说不出话来。

再论无益。汪杨兴“嗯哼”一声，打破沉寂，开始了第二个议题。他让各人发言，讨论一下乡镇干部职工宿舍的图纸修改问题，至于前一个问题，暂不讨论。

“暂不讨论”意味着什么？中层们不发一语。

讲了乡镇干部职工宿舍的图纸修改意见，汪杨兴的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笑意。

他清楚地知道这事敏感，为此，他事前与几人碰了头，说了自己的考虑，是为每个中层，留一套办公楼附属住宿楼的单元房；至于另一处乡镇干部的住宿楼，他来做工作，留给工龄短、不担任中层的一般干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办公楼附属住宿楼的住宿面积，虽说赶不上地税的，可不是集资，搞房改，花钱最少。

想着这个，汪杨兴不由得为自己留的这一手叫好。

又是无人应声。话不多说，汪杨兴宣布散会。

会议少有地不欢而散。

一散会，汪杨兴将多名分局长、税务所长甩在身后，拔腿去了新征的办公楼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