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希尔德和毛奇约我们见面。

他们最近在外面租了房子，但到了以后，发现毛奇不在。

“他有急事一大早出国了，”希尔德说，“据说是土耳其的海关那里扣了我们德国的一艘船什么的，他去处理问题。”

“你和毛奇伯爵打算订婚了吗？将来你不会住在他家吗？他在柏林有别墅吧？”

“不会。我不做家庭妇女。而且他们家人也未必习惯我。”

“难道他们还不同意？”

“当时你去见伦德施泰特元帅的时候，真的没有一点波折吗？”她反问我。

我明白了，希尔德父亲虽然是官员，但不是贵族出身，对方家族中肯定是有反对的声音。

“也许是阿尔伯特的先见之明，”我说，“上军校以后元帅曾劝他改姓，这样就继承了贵族的姓氏，但阿尔伯特没有同意。如果他改了姓，我们订婚就没那么顺利了。”

希尔德不答，只是把我们做的饼干放进了烤炉。

后来，希尔德把毛奇留下的话转告我们。

“他说，这份报告的事只有西贝尔自己知道，即使莱温教授自己那份出了什么问题——他在怀疑他当初会不会已经有了秘密活动，但你的证词只要毫无破绽，就不会有问题。”

他的怀疑是对的。

“他还让我告诉你，如果有后续审讯，也要小心应付。比如，他们可能会问你当初在奥斯维辛看到了什么，这时你一定不能表现出任何对那里的不认同，只要回答‘一切正常’，——工作人员的行为、对犯人的处置，全部正常，没有任何让你觉得有问题的地方，全部符合雅利安化的原则。而你对这些原则也是赞同的。

“他们有可能抛出一些对当|局不满的话题引诱你，让你觉得他们和你的想法差不多，但你不能上当。因为即使你和那份报告的事无关，如果你表现出对政局不满，他们也可以抓住把柄，从别的方向导出对你不利的结论。”

我点着头。出事之后我根本来不及思考，可我在这方面虽然愚钝，身边的几位聪明人都不约而同地发出提醒，我比昨天安心多了。

我冒出一个想法。

“希尔德，毛奇伯爵和那些人的聚会，有没有什么称号，缩写的什么的？”

“没有，”她说，“不过你这么提醒，我觉得我们可以想一个。施陶芬他们似乎称自己为‘秘密德国’？”他望向阿尔伯特。

“不太清楚，显然我还不属于这个秘密。”阿尔伯特看了看我，说道。

VME不是他们，多么遗憾。不知道我要从哪里找到莱温教授这条指示是什么意思，我想那他希望把传单转交给这个人。

周二上午，果然又被叫去审问。

柯立安没有主导审讯，而是全程在旁边观察。

这一次审讯有了新的情况，莱温教授之前藏匿的集|中|营报告被找到了，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途径或可靠的人送出去。

一切按毛奇预料的那样，主审人员盘问了集|中|营的经历，我说了事实经过。旁边有人做了记录，最后柯立安看了内容，签上了字。

“我可不希望再有最高统帅部的参谋上校打电话给我的上司，投诉我们四处的审问流程不规范。虽然上次我们见面时，行为最不规范的其实并不是我，而是神秘事务部的某位大队长，是不是，埃德斯坦小姐？”

他把那张纸拿给我看，我看内容无误，也签上了字。

审讯员和笔录员离开后，柯立安自己仍坐着不动，交叉双手看着我。

“我可以走了么？”

“可以，您的应答非常完美，”他看似轻松地说，“完美得不像一个有一半中国血统的人。”

我是有雅利安血统证明的，当初阿尔伯特和父亲花了很大力气把西贝尔生母改成了法国人。再加上西贝尔的棕发也算在“金发”的范围内，所以平时还可以不被人注意。

“我不是说那些文件上证明，“柯立安说，”我是说您的心里，是否还知道自己是谁？”

柯立安是在套我的话吗？

“我很好奇，您对中国已经向德国宣战怎么看？”

“但该发生的总是会发生。”

“您以什么样的立场在说这些话呢？”

是在套我的话。

艾美尔的灵体告诉过我他的真实身份，我该不该直呼他“谢尔”呢？

“以我该有的立场，就像您该有的立场一样。”我说。

“说得好！”他用戴手套的手无声地鼓掌。

直到离开审讯室，到了外面的大厅，我仍觉得他在背后看我。回头，柯立安像被我发现了什么似的，转开了视线。

这一天下午，阿尔伯特回去上班。新年后一段时间，他的工作地点换到了狼穴，因为最高统帅部的相当一部分人员都转到了这个位于东普鲁士森林中的大本营。

周五，学校教务通知，他们安排我的答辩在5月，同时安排答辩的只有另外两个人。

“其他人呢？”

“那不关你的事。”教务处那个身材高大的女老师冷冷地说。

离开教务处，有一个女同学玛丽找到了我，她不在答辩的名单里。

“我想请你帮帮忙，我也想毕业。”

“我能帮上什么忙呢？你们下一批就会轮到了吧？”我说。也许第一批就我们三个人，其他人会延后？毕竟莱温教授不在了，新的教授还没有安排。

“不会！他们不允许我们毕业了，男生要参军，女生要回家！”玛丽愤懑地说，“当时在警察局审讯以后，你们几个人先走了。抓捕我们的那个帕蒂给我们训话，说男的要参军，女的马上结婚。如果没有男朋友，他的副官可以代劳让我们怀|孕！天哪！你不知道他说这些的时候那副嘴脸！他的副官和在场的盖世太保都在哈哈大笑。”

这些话真恶心。我让她先回去，承诺帮她打听一下。

“不可能，”沙医生说，“你知道跟你一起答辩的都是什么人吗？一个是东部大区区长罗森伯格的亲戚。还有一个食品商内特林的小儿子，这个人可不是普通的食品商，他供给着柏林地区权贵们各种非配给的管制食品。有一次陆军元帅布劳希奇带我去买东西，还碰上了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浦，那靠娶老婆得到贵族姓氏的家伙不出意料，厚着脸皮抢走了我们先看中的一条野猪腿。”

这些话不知道要怎么转告玛丽。

后来她打了两次电话，要专程来找我。

“我也没办法，玛丽，能答辩的背后都是有另一些人的——”

听懂以后，她呜咽着挂了电话。

两周以后，报纸上有一则隐晦的消息，在最不起眼的社会新闻版的夹缝里提到：卡尔曼·莱温以叛国罪被处以死|刑。没有说明他的身份，也没有原因，如果不是跟他最熟悉的人，根本不会知道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那天我到了学校，想最后一次去看看他的办公室。发现办公室外面围着好几个同学，沉默地看着我。

“我们问之前没交的作业怎么办，学校的人说随便我们怎么办。”有个男同学说。

教授的窗台和门外的地上放着好几份作业。

一个同学突然拿出一张报纸，那份登有莱温教授死亡消息的报纸，放在这些论文上面。刚一松手，风差点把报纸吹走。他从包里拿出一本书压在上面。

“反正，也用不上了，是不是？”他用不知是尴尬还是难过的语调说。

报纸在沉重的书本下哗啦啦地掀动着，没有人说话，大家都听着这寒风中纸张发出的不属于人类的语言。

这在某种意义上就像一场不被允许的祭奠。

我没有要交的作业，于是撕下一张稿纸，放在其中一份论文的下面。

“你是不用交论文了。”玛丽的声音说，她也在这些人当中。

后来大家陆续离开，玛丽和好几个学生在楼下领了行李箱，他们准备直接坐车回家了。

和她一起的人先一步坐上了自己的电车，车站只剩下我和她。她很不自在地抠着箱子，一不小心把箱子扣打开了，衣服书本掉了出来。

我过去帮她收拾。一趟电车错过了。

她的眼睛红红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不公平，马上要毕业，却只能回家嫁人。”

“你可以和父母商量，找个工作，不必急着嫁人……”

“不是人人都有你那样好说话的父母。”她声音大了些。

“我父亲是很好，可他去世了。”

“啊……对不起。只是……真的好不公平……

“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别人都……

“凭什么……”

她就这样抱怨了好几分钟。

一些话到了嘴边，我说：“战争年代，一切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都不是真正拥有，都可能会被战争带走。”

我原本是想劝说，但说出来又后悔。这些话真的不令人开心。

“你在说什么？我们会胜利的！”她气恼地站在那，好像圣诞节刚拆开礼物发现了盼望已久的东西，随后却被告知那不是送她的一样。

“你有什么资格这样说，没有什么会被带走，我们会胜利的！”她的音量提高了。

“你有什么资格……你甚至，甚至不是纯粹的雅利安人！”她冲我嚷嚷。

最近不断被人提及这个事，真让人心烦。我在学校受过审查，但毕竟证件过关，再加上父亲和希|姆|莱的关系，我一直平平安安“混”到了现在。只是私下总有同学对我那“不纯正”的长相产生猜测，玛丽也是其中之一。

路上有几个行人停|下来，站在路边盯着我们。

玛丽还要说什么时，表情凝固，好像被零下一百度的寒气冻住了，路边停着一辆车。从降下的车窗里，出现舍伦堡的面孔。在他的车停|下的时候，似乎不只是玛丽，我周围其他的人也下意识沉默并躲开了。

他的司机下车，把副驾驶的车门打开。

“您找我有事？”我走近问。

“难道要听凭那个女人对您大吼大叫？”

看来是路过，刚好听到了玛丽的话。

我回头看看还在冷冻状态的玛丽。说起来我确实靠关系抢占了名额，心里是有歉意的（虽然我不抢占，也未必轮得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