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医院不久,沙医生来找我,递给我一个文件夹。
“我也只能做到这一点了。”
我把论文拿出来,翻看了几页。这次的批注里,夹了好些张空白纸,上面写着批注,可能因为原本论文的空白处已经写了太多字,只好写在白纸上。没有翻到最后,我的眼睛开始发潮。
“你看到他们发那些传单了吗?”沙医生问。
“看到了,”我说,“那上面说的没错,是吗?”
“西贝尔,我能做的很有限。他们给他的罪名是叛国,这很严重。”沙医生说,“虽然我也敬佩他的做法,但我……还有这么大一个医院要负责。”
沙医生坐了不久就离开了,我一直盯着论文很努力地看,那些词仿佛变成了不认识的曲线。过了好久,我才发现自己在念着一页纸上表格旁边的批注,念了不知道多少遍。那批注说要“进一步将伤员受伤后的心理变化分几个阶段”。
我到洗手间洗了把脸,却听到走廊上有人提到我的名字。我到了外面,没有人找我。我把治疗室的门掩上,到了一楼的大病房。里面住着较为普通的病人。
骨|科的舒尔茨医生在这里给几个病人检查。
一个脖子打了石膏、头部裹了绷带的人僵着上半身,伸手在床头摸索,打开了他的小收音机,里面传出宣传部长戈培尔的激昂的声音:
“……他们仍然活着,并立在2500年前温泉关的斯巴达三百勇士身边!并立在《尼伯龙根之歌》中的齐格弗里德身旁!
“有一天,当人们经过这个地方,他们会说,对,是这些人牺牲自己,换来了更大的胜利,恪守了对祖国母亲的承诺!”
“斯|大|林格勒,没救了……”打石膏的人说,“全怪那些在背后反对元首的人,——您知道吧?”
“什么人?”
“您真的是不知道?慕尼黑大学里有教授和学生在发传单,现在被抓了。”
“我不知道,报纸上没有说。”
“他们不会登报的……我告诉您,我妹妹就在慕尼黑大学,她昨天回来告诉我的。我让她先请假几天没上学了,现在的大学都在教什么啊!”
“砰砰”几声,石膏人愤怒地捶着床。
“国家正在打仗,那些人在后方散发传单,要推翻我们的元首。他们自己做了什么?他们能带领我们走向胜利吗?他们给我们发面包吗?审判,全部审判!死|刑,——死|刑不够,必须恢复绞刑!”
舒尔茨收起自己的听诊器,向旁边一名护士说去打一盆热水。
护士打来热水放在旁边,推动病人的后背,把床摇起来。
“坐直了。”
“护士小姐,我就知道您对我最好。”
石膏人闭上眼,把脸仰起来,像等待圣水施洗一样用等待护士给他洗脸。
湿毛巾“啪”一声糊在了他的石膏上。
“扶好了,过几分钟我来换,”护士面无表情地说,“等石膏软化,就可以拆了。”
不一会,舒尔茨医生回来了,放低声音问我:“您没事吧?之前见警察把您带走了。”
“没事。我只是,只是来调查一下……伤员受伤后的心理变化的阶段。”我机械地重复了刚才盯了半天的那句话。说实话,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您还是回去吧,您治疗室似乎有人找您。”
像游魂一样返回三楼,一路脚像踩在棉花上。舍伦堡坐在治疗室里。
“今天我恐怕什么也做不成,而且会提前下班。”我意思别找事情让我做了。
他点点头,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上。
“中午我到这里有事,”他说,“沙医生正急得团团转,他对我说,如果有需要,我得扮演一个‘处在催眠状态还未醒来的党卫军军官’的角色。后来沙医生一直忘了找我,所以理论上,我从那时起一直处于被催眠状态,我只好亲自找您解除催眠。”
我勉强咧了咧嘴,要不是今天发生这些事,他这说法还真有点好笑。
他又看了看外面,走近,很不经意地说:“莱温教授的事比实际的还要复杂。他早在派你在奥斯维辛做项目的时候就开始了秘密活动,他把您交上去的报告复制了一份,现在这份报告的去向正在调查。目前他只承认了自己参与白玫瑰,没有牵扯到任何一个学生。所以后续如果您受到盘查,无论当初就那份报告他对你说过什么,您要如实回答,说自己在按他的要求行事,明白吗?”
我的心狠狠抖动了一下,原来莱温教授一直都在反抗。当时我在奥斯维辛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曾给他打电话,他仿佛冷酷无情地回答了我:
“要告诉自己,您正在做一件伟大的事业,为了今后更大的目标,只能坚持。”
这时我才明白他这话是千真万确的,真实表达着他从来改变的对正义的信|仰。他不是因为德国战事失败才有了这些想法,而是从来没有改变过……
舍伦堡探究的目光一直看着我。
“我……很震惊,他竟然那么早就有了其他想法。”
“对,就像这样应答。”他意味深长地说。
这天晚上回到家,我接到了希尔德的电话,她从兰肯哥哥那里听说了我的事。
我在电话里告诉她,不要告诉阿尔伯特。
“怎么可能?他根本不主动给我打电话,”希尔德道,“只有嘱咐我不要把吉罗的消息告诉你那种事,他才联系我。”
临睡前电话铃响起,当然是阿尔伯特。
“你怎么知道的?”
“沙医生发了电报,”他简单地说,“明天我就回去。”
“可是,后天才周日。”
电话那边传来叹息。“我知道想比肩隆美尔元帅不太可能,可他人在北非,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还要在妻子生日当天赶回去,而你出了这么大的事,我难道不会请一天假回来吗?”
他的话一下子触动了我紧绷的情绪,一滴眼泪滴在话筒上。
“等我回来再哭,我的胳膊太短了,还差几公里不到柏林,不能拥抱你。”
“谁哭了?”我强撑着说。
夜里,半睡半醒。恍惚中看到沃里斯,笑着问我要不要去威维尔斯堡,接着脖子一紧,海因里希的手卡住了我,然后用刺眼的灯光照射我的眼睛。
醒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