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母亲反复劝说，父亲也重视起来，开始后怕，这才开始物色帮忙放牧的人。到聂成峰回家时，家里已经找了两个帮工专门负责放羊，父亲和弟弟只偶尔过去看看。

聂成峰听完白毛汗都下来了，二话不说拉着全家人去北京大医院做检查。在聂成峰的印象中，父亲的形象一直是高大强壮的，从来没想过他的身体会出状况。更不敢想象如果这次回来发现父亲没了，会是怎样的情景。

经过检查父亲当年是轻微脑出血，出血量非常小，位置也无关紧要。因为昏倒一直平躺在草地上，出血点快速凝血，等父亲醒来和没事人一样，可以继续活动。血块也慢慢被脑组织吸收，没造成任何行动不便。

这事其实非常危险，如果不是倒在草地上，如果出血点位置不好，如果出血量很大等等等等，有太多种可能，聂成峰回来就看不到父亲了。

再说母亲，她的情况比父亲严重。放牧是一个孤独却轻松的活，照顾农田却不是。

每年春种秋收父亲会回来帮忙，其他时间全是母亲一个人打理农田，她身上是各种劳损病症。最严重是腰疼，有时疼到起不来就自己在家躺几天，从来不和出外放牧的父子俩说。如果不是被聂成峰拉去检查身体，全家谁都不知道她有这个毛病。

这次的事对聂成峰刺激很大，他发现自己一心扑在事业上，根本没办法兼顾家人的健康和生活。他意识到自己追求的事业注定是自私的，哪怕好几年不联系，在偶尔回头时，他需要家人们平平安安待在原地，等他回家。

聂成峰不能接受父母在他不知道的时候离开，也做不到放弃事业。只能尽可能的为父母提供更舒适的生活环境，让他们不用再继续操劳。聂成峰决定把家搬到首都北京，一个各方面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远离牧场和农田的大城市。

九十年代初，流行住楼房。父母不习惯这种城里人的新奇住所，聂成峰只能用同等面积的楼房和当地人换了一套四合院。考虑到弟弟大了，如果结婚也需要准备婚房，又用相同的办法给弟弟也买了套四合院。

那时的四合院就是很普通的平房，价钱也很大众。一个院子住三四户人家，比起钱，他们更想解决拥挤的住房问题。聂成峰帮院子里的每一户人家住上楼房，他们高高兴兴搬走了。

后来城市规划拆除了大量四合院。弟弟那套就被拆了，成功换到了二环以内的三套新房。民众对四合院的消失非常不满，要求保留古建筑。物以稀为贵，父母那套四合院一年一个价，现在已经涨到了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留给了聂成峰的大侄子，聂家的长孙。

当初选择在北京买房，最主要是北京医疗条件好。如果想要定居落户，语言体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参考项。语言不通的痛苦聂成峰尝过，父母年纪大了，没必要老了还受这种罪。

聂成峰用挣到的钱帮父母在北京买房，让他们在北京落户，赤峰那边的牛羊和农田交给信得过的人打理。每年重大节日父母会回去住几天，见见老朋友，看看自家的牛羊。

现在二老不在了，弟弟顺理成章接下所有担子。演戏以外的事聂成峰全都懒得理，了解他的脾气，也没人拿琐事烦他。

聂成峰二十五岁给父母和弟弟在北京买房，二十七岁给自己在上海买房。

上海这套房子更麻烦，聂成峰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居然想给自己弄一套老洋房。张光国转经纪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他跑房子。

几乎打听遍了所有房子，产权清晰的不多，能联系上房主的更少。要么解决楼内每一户的住房问题，要么高价从别人手上过一套完整的。最后聂成峰狠狠心多接了一部戏，宁可多花钱，也不想再用买四合院的方法，与人打交道扯皮实在太麻烦。

老洋房刚到手聂成峰特别喜欢，可惜人在香港，根本没时间去住。后来回到大陆发展，终于可以住他的房子了，只短短几年就厌了。老洋房看着好，谁住谁知道，尤其打上历史古建筑印记的房子。每年花大价钱维护，还不能随心所欲装修，特别烦。

有关部门不让改，聂成峰自己也觉得改了就失去了时间沉淀下来的那股味道，问题是不改他又不爱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套老洋房一直处在被主人嫌弃的尴尬状态。

直到聂成峰在西郊买了另一套房子，老洋房彻底成了摆设，每年花钱请专人维护。平时买来乱七八糟贵价物品都堆在里面，变成独属于聂成峰个人的陈列馆、杂物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