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沂州闷热至极，好不容易盼来阵风，吹到身上却像沾了火星子似的烫。

楼上走廊里养的紫薇花盆栽被晒得发恹，已经失去水分的粉紫色花瓣打着旋儿地往下落，顺着没关严实的窗缝挤进房间里，一片落在何应悟的肩膀上、一片落在白惨惨的病床上。

不知道是不是坐得太久了，何应悟站起身时动作显得有些迟钝。

他轻轻掸走被子上的花瓣，又走到窗前，把病房的窗户合紧。

隔绝了来自室外的蝉鸣鸟叫以后，病房里的杂音变得愈发刺耳。

呼吸机的插管从被切开的气管中心刺入，机械地带着瘦弱的胸膛微弱起伏，像在往干瘪的身体里打气。

床头的监护仪尽职尽责地响个不停，抢一拍漏一拍地叫，吵得何应悟太阳穴狂跳。

病床里的人却不为所动。

0.9乘2米的床铺小得可怜，若是睡个稍胖一点儿的成年男人，怕是翻身都困难；陷在病床里的老太太佝偻成一团，倒衬得这张床格外空旷宽敞。

床尾挂着患者信息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何玲，76岁，因意外摔倒致头部遭受外力撞击引发颅内出血，形成脑疝。入院前出现对侧肢体偏瘫、呼吸困难、心率减慢等临床症状，已完成开颅手术。

开颅手术。

看到这四个字何应悟还是忍不住浑身发寒——姥姥进行手术已经是两天前的事情了，但他还是无法想象，人的脑袋竟然能像西瓜似的被切出一个天窗。

福利院小孩子多，为了避免他们在打闹时撞伤摔倒，屋内所有的家具锐角上都贴了橡胶的护角胶条，地板上也铺上了厚厚的防摔爬行垫。

从来小心的姥姥却偏偏摔倒在了那片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院子的水泥地上。

头骨里脆弱而柔软的脑组织被血块强硬地挤开、压扁，据送她来医院的邻居所说，姥姥在上救护车前瞳孔都散开了。

赶最早一班飞机回来的何应悟不眠不休地坐在病床前，陪着姥姥捱过了术后最关键的48小时。

平时出门割猪草都要将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姥姥被剃成了光头，眉毛以上缠满沁了药水的止血绷带、眉毛以下的脸部水肿得几乎找不到五官；

她枯瘦的四肢像一滩没有知觉的软肉，没骨头似的散落在被消毒水腌入味了的被单下，被留置针头和束缚带拷着；

姥姥的双腿曲在床尾，脚趾不受控制地抽搐着任由医护人员摆弄，空气中甚至弥漫开她腿间因失禁散发的排泄物臭味。

这不是何应悟印象中姥姥的样子。

姥姥比他见过的大部分中年人还要精神：砍起价来中气十足、吵起架来容光焕发，不管是养鸡鸭兔猪都不在话下，拉扯长大的孩子更是一等一的伶俐。

能吃能睡、健步如飞的姥姥，怎么会因为摔了一跤就陷入垂危呢？

“那个……”

见主治医师再次进来查房，何应悟踉跄着站起身来，沙哑着嗓子又一次问道：“医生，请问我姥姥大概要什么时候才能醒？”

闻言，正在为已经完全失去行为能力的姥姥更换尿袋的护士的动作顿了一下，脸上忍不住闪过同情的神色。

“患者仍然处于深度昏迷状态，自主呼吸逐渐减弱，这种情况下清醒的概率不大。”

医生将水笔插回胸前的口袋里，安慰地拍了拍拍了拍眼前面容灰败的青年的肩膀。

他捡着最谨慎的措辞，委婉地建议：“常规治疗效果有限，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共同制定调整维持舒适的方案，让您的家人尽量无痛苦地走完最后一程。”

“我们不放弃治疗的。”

怕病床上的姥姥听见了伤心，何应悟立刻止住医生的话头，执着又卑微地恳求道：“这几年我存了不少钱，我们可以承受更贵的治疗方式的，能不能再试试别的方法呢……”

.

撑到第三天夜里，废寝忘食的何应悟终于支撑不住昏睡了过去。

直到耳畔传来尖利聒噪的长鸣警告声，倒在床头还没完全清醒的何应悟立刻条件反射性地坐起来，伸手按响床头的呼叫铃。

这是三天以来姥姥头一回苏醒，但情况看起来比昏迷时奥更糟了。因为气道被打开，姥姥说不出话，只能闭着眼睛剧烈地痉挛着，喉咙里不住发出咯咯的卡痰声。

“啊啊——啊——”

她的双手在空中漫无目的地抓了几下，像在整理线头，直到被何应悟抓住，这才微弱地回握了一把。

“姥姥、姥姥！”

他凑到姥姥的嘴边想听清楚她说什么，但眼看对方在自己面前生生咽了气，也没能留下任何只言片语。

心电监护仪上的数字越跳越小，直至归零；原本还有些起伏的折线拉成一条长长的直线，细细地刺进何应悟的眼睛里。

匆匆签了字的何应悟盲目地跟在移动病床后边跑，又被几个强壮些的医生拦在急救室外。

薄薄的一扇门，泾渭分明地划出了一道分割生与死的边界线。

何应悟愧疚得不住干呕。

他自以为节衣缩食、四处奔波便能给姥姥带来更好的生活条件，但如果自己能时时刻刻陪在她身边，这意外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

明明再交上几个月公积金，何应悟就可以在沂州市区为姥姥买一套像样的小房子了；前些日子视频时，祖孙两人甚至定下了过年前后去京城旅游的计划——明明一切欣欣向荣，为何命运如此无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