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春天的一个深夜，北京紫禁城狂风怒号，沙土飞扬。一队急匆匆的人马，抬着一顶八乘黄轿，在寒风中直奔养心殿。当人们揭开轿帘，发现轿中那个哭闹不止的孩子早已歪倒酣睡了，可爱的小脸蛋还挂着湿淋淋的泪珠儿。这个不足四岁的孩子名叫爱新觉罗·载湉。他哪里知道，这一梦醒来，自己的命运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他已摇身一变成为这个庞大帝国的皇帝，年号“光绪”。除延续道光皇帝血脉之意，更兼“光大未竟之功业”。清廷把重振国力的厚望全都寄托在他的身上。

当这个一脸泪珠鼻涕、“脐间常流湿不干”的小孩被稀里糊涂扶上皇位时，在焕然一新的日本帝国，轰轰烈烈的明治维新已经开始整整七年了。二十三岁的明治天皇，这个光绪皇帝未来的强大对手，已然长成一个雄姿勃发的青年。在分发到日本各所学校的天皇照片上，他腰挎战刀，全副武装，目光坚毅，冷酷骄横。继上一年发动侵略中国台湾的战争后，这一年他又将炮口对准朝鲜，并就北部领土问题在与老对头俄国人的谈判中旗开得胜。当紫禁城的老太监们还在为小光绪皇帝体弱气虚，哭闹拒食而头痛不已时，明治天皇正驾着日本帝国的疯狂战车东征西伐，攻城略地。短短十年间，日本建立巩固起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府，帝国可怕的铜牙铁齿开始磨得霍霍有声。性格决定命运。一个人童年的成长经历，对其禀赋气质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若是凡夫俗子则罢，而这两个男人主宰的却是两个帝国的命运。他们出生经历虽然大同小异，而成长过程却有天壤之别。中国的帝王，绝大多数都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光绪特殊的成长史，更是一部辛酸不幸的奴化史。慈禧作为中国近代中上举足轻重的女人，其权力欲望之强，古今罕见。当时的清王朝，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已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然而，面对艰难时局，慈禧仍置国家社稷于不顾，首先考虑的仍是满足自己的政治欲望。她之所以将年仅四岁的爱新觉罗·载湉扶上皇位，完全出于一已之私，因为载湉的母亲是她的亲妹妹，这样幼主即位，容易驾驭，不致于大权旁落。光绪只不过是她君临天下的御案上一个不可缺少的摆设罢了。在权力舞台上，她是超一流的魔术师，得心应手地把一个泱泱大国像一个村庄般控制得服服帖帖;而在政治舞台上，她却是一位缺少远见卓识的独裁者，短视与贪婪令人无奈。曾国藩初次与她会面后，就失望地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两宫(东太后慈安、西太后慈禧)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龄，亦无从测之。”

慈禧为了长期操控皇权，建立一种特殊的人身依附关系，将光绪从小驯化为惟命是从的提线木偶，可谓煞费心机，毫不手软。天生孱弱的光绪不但没能培养起坚强自信的品格，反而变得更加胆怯懦弱。为了让光绪心悦诚服认定自己才是他的“母亲”，慈禧严格实施“威权”教育，处心积虑地制定了断亲情、立威严、传孝道的教育方针，让光绪不伦不类地称呼她为“亲爸爸”。据慈禧的贴身女官德龄公主在《瀛台泣血记》中回忆：当光绪初进宫的时候，太后就嘱咐那一班服侍他的人，像灌输什么军事知识一样的天天跟他说，使他明白了自己已经不是醇王福晋的儿子了，他应该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除这个母亲之外，便没有旁的母亲了。既然是母亲，本该给幼年入宫的光绪一份母爱和关怀，可慈禧为了在这个孩子幼小的心灵中强化她绝对权威的形象，使其言听计从，她无时无处不施其霸威：西太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断，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太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

史料记载光绪“畏太后甚。上本口吃，遇责问，益战栗不能发语。”长此以往，光绪后来连听到锣鼓吆喝之声，也吓得脸色大变。华裔史学家黎东方撰文说，光绪是中国历史上最苦命的皇帝之一，从进宫到囚禁，他几乎没有一天不向慈禧长跪。“不命之起，则不敢起。”德龄回忆说光绪帝“一至太后前，则立严肃，若甚惧其将死者然，有时似甚愚蒙。”其母子之间，严厉之甚，根本没有一点儿人伦亲情的味道。由于幼年光绪经常受到慈禧的严斥和惩罚，加之年龄又小，宫中照顾他饮食起居的太监们未免见风使舵，对他心存不敬。光绪自幼性情敏感，体弱多病，经常“腹痛不思饮食”，由于饭菜干冷难咽，有时想叫御膳房做点可口饭食，膳房必须奏明慈禧，慈禧动辄以俭德责之，光绪再不敢声张了。

光绪读书时经常出现血糖太低，体力不支的情形，有时饿急了，竟然跑到太监房内偷找吃食。据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说：光绪帝“十岁上下，每至太监房中，先翻吃食，拿起就跑。及至太监追上，跪地哀求，小皇爷之馍馍，已入肚一半矣。小皇爷如此饥饿，实为祖法的约束，真令人无法。”这样便造成光绪帝“先天既体弱，后天又营养不良，以致胆气不足。”不仅如此，有时太监还为一些小事到西太后那儿告小皇帝的刁状，使光绪经常“受责”挨骂。光绪六年，慈禧生病，光绪的生活更加无人过问。太监们让他自己照顾自己：小光绪自己爬上去铺炕，弄得手指头出血;自己倒水，结果手上被烫起了泡。小皇帝堂堂一国之君，凄凉至此，惟一关心他的师傅翁同见状气得大骂：“左右之人皆昏蒙，不识事体!”

光绪长年面对慈禧冷若冰霜的面孔，咄咄逼人的训斥，面对刻薄寡恩的宫廷禁院，没有童年的欢乐和自由，变得抑郁多病，优柔寡断，更失去了作为至高无上的帝王独断乾坤的尊严和君临天下的霸气。亲政后的光绪帝，目睹国家的巨变，忧国伤时，也想有所建树。尤其是甲午战争，对光绪帝来说是一场恶梦，使他蒙受奇耻大辱，他不甘做傀儡皇帝，更不堪设想做亡国之君。熟悉光绪帝的德龄女士，对甲午战争后光绪帝的心境有这样的记载：“光绪为想挽救他的国家，使他在国际上得到一个较好的地位。至少是他心里所想往的那种地位，几乎连饮食睡眠也忘掉了，他恨不能立刻就使他的国家一跃而为世界上的一等强国。”应该说，变法给光绪提供了一个情绪的突破口–只有变法，才能在公私两方面给光绪提供反叛慈禧的契机，使他站在道德和公理的制高点上与慈禧一决高下。但是长期养成的懦弱性格，使光绪遇事畏缩，“虽有亲裁大政之名，而无其实”(梁启超：《戊戌变政记》)，他根本没有胆量与实力去和慈禧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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