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难民所发的两欧元，可以让他出去做做公交车。

建秋试图出去挣点钱。可是，语言不通去哪里找活干呢？

终于有一天，他找到一个餐馆，里面的一个僱员会一点华语，建秋就到后厨去洗碗了。

可是那个僱员其实不是中国人，好像是中国周边的一个国家，听一点华语，大部分的话也说不清楚，但勉强可以帮建秋传达老板的指示。

建秋不但每月挣不到几十欧元，还常常担心ST找他麻烦。没办法还是回到难民营，回学校吧！

七月的一天，建秋打电话回来。

“我现在难民营里，没饿肚子，还有地方挤一挤可以睡觉。 ”又说：“可以出去挣钱，可是，语言不通，好难找到挣钱的工作。 ”

建秋一次又一次打电话给父亲，要求回国。父亲回话说：“你好容易出国，借了二十几万要还吧？！ ”又说：“你去挣点钱，还清债务再说。不然我哪有别的办法还债啊！ ”

想回国回不了，想多挣钱又没办法，建秋可苦恼啦！整天郁郁寡欢，常常吃不好睡不着。又担心害怕，啥时ST又找上门。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

“你现在能混得下去，先混混！ ”木升在电话里劝他坚持一下。建秋哭着说：“我要去ZS了！ ”

他老想不通，思想压力很大，慢慢的性格也变了，常常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干了什么。难民所的医生也感到他的神经有点问题了。

于是，按照精神病的检查流程进行，但检查结果也没能明显证明他有神经病，只是在诊断表中主要说明，他有抑郁症的现象。

他想到中国驻金乡大使馆，去了几次。使馆工作人员叫他找证明材料，他拿不出，因为他一下子没办法证明自己，而只有自己一个人口述材料。

建秋气的没有办法，“我回不去，就是回去了，如何还债？我天天担心，处处被ST追。我没法活了！ ”

于是，他卧在了铁轨上，然后闭上了眼睛。

“喂！快起来了！ ”巡逻的警察喊他，原来是有人报警。建秋被警察送到了国际红十字会。

最终，父亲给大使馆写了请求信：诉说儿子是被人骗出国，请求办理回国手续。

父亲在写给中国驻金乡领事馆的信：

李建秋，一九九九年农历十二月廿三，ST未经父母同意，被骗去爱兰。二零零零年六月，爱兰大弗港事件发生，辛得超生。后被ST关押金乡。五个月后，跳楼逃生，后ST帮在金乡追杀，我儿逃进外国人家中，手指被砍后，到我家要现金十二万。我怕孩子有生命危险，答应等孩子挣钱后还他八万。被迫无耐只好去借两万元，先救大命不死。至今孩子还在难民营。可ST不断逼债行凶，为救孩子安全，不得不请求政府有关部门帮助，追回孩子以及我全家人的安宁。

在榕州公安局的证明下，中国驻金乡大使馆终于帮建秋办理了护照，是专门用于回国的。

国际红十字会买了机票。建秋途径法国巴黎，然后飞到北京。经过百般周折，建秋终于回国了。

后来，父亲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一张金乡文的单子，经过懂金乡文的人翻译：这是一张难民所的精神疫病的检查记录，大体是认为建秋有轻微的精神疾病。

建秋回国后不久，就到绿岛的叔叔那里学厨艺，他人聪明，学得倒很快，帮助叔叔把小饭店生意搞得的比较红火。

叔叔表面开的是饭店，实际上是个带卡拉 ok 的小酒吧，天天有人来喝 酒唱歌，还叫了几个小姑娘来陪酒。

建秋和一个陪酒小姑娘好上了，常常两人骑着摩托车出去玩。可小姑娘另有一个男的想跟她玩。

结果，就因为争风吃醋，建秋和那个男的打起来。叔叔看着侄儿这德性，怕坏了小酒吧的名声，就叫他回去了。

回老家后，就是到处做卖假货的生意。

当秋菊的舅舅知道外甥女要想嫁给建秋的时候，对她说，建秋工作不稳定，不合适。

秋菊说：只要他会努力挣钱，我们夫妻同甘共苦，会生活的好。

舅舅还是不同意。其实舅舅有听说建秋到金乡待不住回国的事情，但并不知道大弗港事件跟他有什么关系，所以总是心有余悸。

开始生意做的不错，建秋精神很好，可是一旦碰到困难，又常常挣不到钱，卖假货老被人抓，又常招人辱骂，因此，旧病复发。所谓旧病，应 该就是在金乡受苦遭难得的抑郁症，或者说是间断的神经病。

秋菊想，舅舅当初不同意这门婚事，现在看来很有道理，可为时已晚，后悔也来不及了。

秋菊实在受不了，和这样的神经病没法生活下去。终于，下决心第三次提交了离婚诉讼。

建秋历来和二堂弟很要好，二堂弟人很聪明，平常办事和做生意都比 建秋高一筹，因此建秋比较听他的。

二堂弟说：好容易找到一个老婆，不能让她离婚！

又说：离婚等于你败诉，你做一个男人多没面子，被老婆休了！古人只有男人休女人，哪有女人休了男人，做人太没脸面了！

建秋想：对啊！我爱老婆，处处让着她，是她对不起我。我没有错，为什么让她离婚了？

我S也不干！

可是建秋估计第三次离婚会成功，他想：如果法院判离婚，都是她舅舅搞的Gui！我要干S他的舅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