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那天阿祖提议去酒馆，阿宁不想，最后还是陪着他去了。

德语句子从这一头传出，撞到另一头的墙壁便弹回来，说话的人很多，密密麻麻的单词手拉手结做蛛网状，紧实的笼罩在他们两个异乡人的头顶上。因为喝了啤酒，又有阿祖在身边，阿宁的思绪活络起来，用此时此地只有他们两个听得懂的语言大声说：“其实，我来柏林是为了来自杀的。”

后来阿宁忘了那天晚上她到底说了些什么，她只记得她的话像洪水，奔流无逻辑。

“我真是个给旁人添麻烦的人，活的时候乱七八糟，死却也不肯安安静静地死，非要跑到异国他乡。可是我此生是只能死一次的，也只有这点事能由我摆布了，我已然不能按我渴求的方式过活，倘若我不能以自己期望的方式去死，简直难过。”

“我很相信伍尔夫的‘写下来，痛苦就会过去’；但有时我更相信，命运派遣给我那么多那么多痛苦，是因为我生的职责就是写作。因果颠倒。我说，把我的遗书也出版吧，只是我死前在柏林租了一间公寓，所以不能叫蒙马特遗书，而是要叫柏林遗书了。”

“我无比渴望自己能成为威廉·福克纳或者玛格丽特·杜拉斯那样的作家，米兰·昆德拉，海明威……绝不要是杜鲁门·卡波特，虽然我很喜欢冷血和蒂芙尼的早餐，但绝不要是他。”

“我反思我至今没能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很大一部分原因可以被归纳为我不敢血淋淋地剖析我的痛苦，给读者看我真实的处境，我也不敢直白的解构我的国家和我的身边人，他们有点过于富有和赫赫有名了，况且我没有依靠和固定的经济来源，倘若我写他们，我肯定会流离失所，三餐不继。也许这种下场很好，也许饥饿窘迫的遭遇能促使我缔造伟大的壮举。是我骨子里懦弱，胆子又小。”

“我想是因为我的家人，我的祖父母，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我是肯尼迪家族的罗斯玛丽。我小时候患自闭，至于长大后的那些稀奇古怪的躯体化反应，他们统称为我文学梦的并发症，不然就是脊柱受损，反正与精神无关。我要说，我能与家族产业一起活过金融危机真是个奇迹，我怀疑他们曾有谋杀我的念头，比如在我的辅食里掺汽车防冻剂。他们说我有疑心病，我不认可，因为他们连疼痛性晕厥都不知道，只当我是低血糖。”

“我乐意呆在学校多过呆在家，学校里没有阁楼，老师不会关我禁闭。念书的时候我遇见一个男孩子，特别好的男孩子，他是那种懂得真正的爱的人，因为他之前从家庭里收获到许多爱——他和我有很大的不同。他愿意爱我，冷落他三个月，又恶劣待他三个月后，他仍旧愿意爱我。我问我当时的教授：‘我要不要跟他在一起？’显然他太好了，好到过分，而我恐惧我过早的遇见一个美满的人会令我再也写不出什么有意义的作品。”

“我还是跟他在一起了，瞒着家人跟他在一起。他们为我择定的联姻对象不是个警察，但是他们为我谋划的职业道路也不是写小说，所以无所谓了，难得我有点快乐和开心。伍尔夫有躁郁症，但我觉得她并不依赖狂躁中的幻梦去写作；我比较没天赋，我能创造的瑰丽而不可再有的文字全部来源于我的苦病——它来时我希望它走，它走了我忧心忡忡，我们是相辅相成的、合二为一才能复生的两具尸体，离了我它变得普通，离了它我一无是处。那个男孩子，那个真正懂得爱的男孩子，第一次让我意识到幸福是件不需要填充负罪感的事，他的存在敲定了我的平凡，我接受了，我甘之如饴。”

“最终我们的恋情露馅，我撕裂的痛哭，不是由于人的阻扰，是生与死的分隔——他因公殉职。出任务前他对我说有新电影，一起去看，散场后在附近的餐厅吃晚饭；再散步，再聊天……”

“他没赴约。我等了很久，他没赴我的约。”

“你的一生中有没有一座城市，是你极想去又不敢踏足的？好像回避型依恋，明明很爱，明明近在咫尺，明明在屋里垒放各种有关它的物件，但兀自逃开。我的城市是柏林，我想，我永远不要去柏林，我要在死前去柏林。我好害怕，我害怕柏林是一座特别无聊的、与其他地方相差无几的城市，那么我十余年的好梦全做空想；我又害怕，柏林太美，有远超我认知的东西待我探寻，如此我有理由舍不得死，如此我想再来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