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所长数日后向管理所内部传达了对阮静秋的处理决定：口头警告、通报批评，外加停职反省一段时间。这项决定没有对学员们公开，但消息很快传遍了所有胡同。有人为此愤愤不平，毕竟先出言不逊的那几位调查员反而没受到任何处分；也有人说不过口头警告而已，又不像国民党军队那样要挨军棍、关禁闭，根本不值一提。

当事人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姚所长和她谈心时说，不要把这件事当作一种处罚，只当给自己放个假，出去散散心就好。廖耀湘和杜聿明在她收拾行李时赶来送别，一个双手叉腰，站在屋里吹眉毛瞪眼，一个坐在门口，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她看他们俩神情很复杂，反过来宽慰他们道：“你们就当我去休假了。好容易打完了仗，我可有许多地方想去看看呢！”

一直闷头抽烟的杜聿明说：“安全起见，你去一些大城市看看就好，云南、广西还是暂不要去。”

阮静秋回答：“知道。”她也曾在报纸上看到，从去年起，越南的南北两个政权就一直呈现着剑拔弩张的态势，加上仍有少数未撤离的散兵游勇在缅北，这个时候确实不宜去西南边境地区。更何况，在这个交通不算便利的年代，她得搭多久的火车才能去到那么远的地方呀！她说：“我想先去荷馨大姐那里。若回程时赶得及，也想去一趟萧县看看雨庵。”

她将两本书放进行李箱，想了想又拿出来塞给廖耀湘：“书太沉，我就不带了，你先替我保管着。”

廖耀湘接过书本，从口袋里摸出来一把钞票塞给她。功德林学员每月固定有一点津贴，不少人将其用于改善伙食，他则只偶尔买几本书，剩下的全都攒在这里。阮静秋躲闪着说：“我不要，我自己有钱。”

廖耀湘就瞪她：“让你拿着就拿着！”而后扯着她的口袋将她拖回来，又把钞票全塞进去。

临行前她给同济大学发了电报，这才从戴复东那里知道王荷馨此时已带着孩子们一并搬去了上海，和大儿子、大儿媳住在一起。她因此乘火车先行去往上海，可口袋里的这一堆现金让她实在压力山大，只能时刻保持清醒，坐在窗边远眺着逝去的景物。

从某种意义上说，功德林的高墙不但将俘虏们与新中国的社会隔开来，也几乎将管理人员们的生活牢牢地围在了这个院子里。一九五六年二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忽然在一场报告上系统性否认了斯大林所作出的贡献，并针对苏联上下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作了严厉批判。功德林的学员们也读到了赫鲁晓夫的发言内容，他们同样为北方盟友的转向而感到十分意外，一直支持走苏联路线的陈林达一度成为众矢之的，遭到了本土派们的“围攻”。人们在讨论会上谨慎地各抒己见，暂时还没有产生确切的结论。

阮静秋对时事兴趣寥寥，除却管理所内要求集体学习的情况，她其实并不太关注高墙之外的种种动向及风波，只隐约意识到这大概是中苏关系交恶的最根本的起点。但事情似乎不止于此——在这趟由北向南疾驰的列车上，在来往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兴奋的讨论声中，在他们争相传阅的最新一期的报纸上，她看到头版头条文章详述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聆听各方意见建议的相关内容。想起那几名调查员傲慢的工作作风，她对文章中所强调的必要性深表赞同。至于这项工作如何开展，同车的人们已作出了身体力行的示范：学生们振臂高呼、知识分子们奋笔疾书、少数工人和农民模样的年长者面带茫然，但频频点头……他们无不在诉说自己工作与生活中所遭遇到的此几类作风的情况，无不想在第一时刻发出最洪亮的、批评的呐喊。

在这样的情境下，阮静秋决定回到被窝里睡觉——她不擅长振臂高呼，也没有什么可奋笔疾书，心中虽然也有一些愤怒不平，但总不该在这个场合对一群陌生人胡乱倾吐。多年磋磨以后，她身上属于现代人的东西已不多了，这种i人特质姑且算是其中之一。

在南京长江大桥通车之前，从北京坐火车到上海最长曾需要三十六个小时，到五十年代中后期，这段路程随火车提速而逐渐压缩，但彼时也至少要二十八个小时才能抵达。下车之后，先是阮静秋从人群中认出了那双酷似他父亲的眼睛，戴复东接着也认出了她，远远便招手道：“阮医生！”

阮静秋对于他的记性感到很惊奇，他们之前仅见过寥寥几面，最近一次还是在入缅作战之前，距今已有十五年之久。她随前来接站的这夫妇俩搭乘电车从火车站往同济新村去，车厢内果然也有不少人正议论着那篇头条文章，车外则偶尔能看到墙上张贴的布告和标语。戴复东低声向她解释：“大学也在开展这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活动，鼓励广大群众、无党派人士和党员踊跃参加。”

阮静秋点点头，她仍觉得哪里不对，但没有将这疑问说出口。同济新村是同济大学为教职员工专门修建的宿舍，分给戴复东的这一套面积不算大，一家人住得满满当当。戴家女儿藩篱和二儿子靖东平时住校，正上中学的小儿子澄东则每天午晚回家吃饭。搬到上海以后，王荷馨获邀在居委会做治保委员，平日最重要的一件任务就是负责调节邻里关系，因此很快就融入了当地社区。她早早买好了菜，正在厨房忙得热火朝天，阮静秋不好意思坐着看她忙碌，也一并钻进了厨房打下手。在洗菜、切配的过程中，她悄悄打量着对方，这些年她独自一人将四个孩子拉扯大，非但人黑了、瘦了，手上也多了一些陈旧的伤疤和老茧。王荷馨注意到了她的目光，对她说：“不用帮、不用帮。你是客人，哪有让客人做饭的道理？”

“那我就不当自己是客人，”阮静秋笑答，“只当作一个远游归来的家里人。家里人在厨房帮一点忙是再应当不过，你可别赶我走。”

王荷馨也笑了：“你还是老样子！杜先生他们那时就常说，阮医生是最会说话的，只要是她想做的事，她总有别人说不过的道理。他们在北京都好吗？”

阮静秋说：“都好，只是他们还都在改造，暂时不能一起来上海。”又叹道：“杜先生觉得很亏欠你们。他说他欠戴师长一条命，后来那些年你们过得很辛苦，他又四处打仗，一点忙也没有帮上。”

王荷馨只摇摇头：“都过去了，没有什么亏不亏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