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学院的教官竟然在医院里和被捕的特务大打出手，这件事立刻引起了当地有关部门、医院和学院三方领导的关注。滕骥被紧急送往手术室抢救，在鼻梁骨折、一只眼球摘除的情况下，竟然侥幸捡回了一条性命，只是仍昏迷不醒，无法回应调查人员的询问。其他围观人等的说辞则五花八门，有的说廖耀湘早就有预谋要向他寻仇，有的说看见是滕骥尾随廖耀湘进了洗手间，还有人说全程是廖耀湘单方面动手打人，滕骥几乎没有还手，话里话外要把这件事的责任全推到一个人头上。

而作为这桩案件最重要的当事人，廖耀湘自始至终没为自己辩解过一句。坐在他对面的警员已倒了两个班，军事学院也派了专人来旁听，可那份笔录仍旧空白一片。众人都不解他沉默的缘由，若说是和那名特务有什么深仇大恨，他此时更应该详细说明情况，好协助办案人员判定对方的罪责。年轻的警员们隔着单向玻璃，看着留置室里那位带着手铐的战犯窃窃私语，说这事好像已传到了北京，领导们不但下了限期结案的死命令，这两天还要派一个小组来南京专门督办这个案子。也有人摇头叹息，说他再这样顽抗下去，只能按最重的罪名来处理。

打那天起阮静秋就在四处奔波，她顾不得他人的议论和眼光，不但跑遍了军事学院的每个院系去寻找当天的目击者，还到南京城里所有可说得上话的领导朋友那里去拜访。但她在三野的时间毕竟不长，那些交情实在有限，秘书和警卫员们一听她是为国民党战犯的事来说情，连门都不让她进。楚青此时仍陪着粟裕在苏联疗养，她再没有其他人可以寻求帮助，只得决定和盘托出，将沈阳被捕一事的经过写成报告，详细地说明自己在狱中曾遭受特务们的严刑拷打，甚至还差一点受到了非人的凌辱；并强调廖耀湘当时为了救她曾和特务们发生冲突，两人正是由此结下了恩怨。转天一早，她就捧着报告来到了院长办公室。

隔着一扇不算厚重的木门，屋里隐约有说话声传来，刘院长应是正在为此事和什么人通电话。他一向是位很有风度的首长，这时说话的语气却实在谈不上愉快，她捏着几页报告，又听着这样的说话声，更觉得整个人都被架在火上烤。她向一旁的警卫员投去求助的目光，小声问他：“首长是不是心情不好？”

警卫员瞟了她一眼，叹道：“我从抗战那会儿就跟在首长身边，从关家垴一战之后，我还是第一回见他这样生气。”

阮静秋打个寒噤，低下头不敢再问。这两年她已从军事学院的军史课程中学到了很多，自然也知道关家垴战役的经过：一九四零年十月，日军冈崎支队深入太岳根据地腹地，经过一番隐蔽的行军，这支五百余人的小部队竟在未遭任何阻击的情况下与司令部和一二九师师部近在咫尺。随后的攻坚战艰苦异常，在日军占据极为有利的地形的情况下，各支进攻部队损失惨重也没能全歼日军，各位首长更因此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执。十余年之后，廖耀湘愤怒至极的这一拳竟然引发了堪比一支日军支队的“效果”，她该怎么办，要说什么才能为他寻到一线生机？

屋门这时打开了。秘书向她做了个手势：“阮医生，进来吧。”

阮静秋胆战心惊地随他走进去。刘院长放下听筒，从秘书手中接过毛巾，在右眼上热敷了片刻。他完好的那只左眼则很快注意到了她手中紧紧捏着的一沓纸张，于是笑问：“去年春天，你那份报告在学院里引起过不小的轰动哟。这回又写了什么？”

阮静秋连忙上前一步，双手将文件递给他。刘院长戴上眼镜，仔细阅读了几句，神情立刻变得严肃起来。阮静秋万分忐忑地观察着他的神情，竟不由自主地在湿寒的冬日里渗出了一头汗水。她站得笔直，颤声解释道：“我写了一份情况说明，主要是关于我在一九四七年被以滕骥为首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秘密关押并刑讯的事件经过。我之所以有命能活到今天，是廖耀湘当时出面救了我。”

刘院长抬眼看了看她：“哦——这么说，你是来为‘救命恩人’求情的。”

这话没有任何情绪，但他锐利的目光直叫阮静秋脊背发冷。不过，她既然将自己最狼狈和难以启齿的一段遭遇写成了文稿，再吞吞吐吐、含糊其辞已没有任何意义，唯有挺直腰杆，继续说道：“不是求情，而是想协助首长和有关部门的同志们一起查明真相。首先，我的报告可以证明这桩案子事出有因，为了救我，他和滕骥早年间就结下了仇怨，并不是无端寻衅打人。此外，我认为这件事也有疑点。滕骥刚被带到医院的时候，就曾做出挑衅的举动，我当时在场，拦住了廖耀湘，他也答应不再动手。之后，他还和邱维达说了当年的一些恩怨，并承认自己情绪不好，要去洗个脸冷静一下。当时在洗手间附近的教官们还有蒋铁雄、赵云飞等几人，他们都看见是廖耀湘先进了洗手间，滕骥接着悄悄进去，而后两个人才打了起来。这几名教官都可以为我说的话作证，我由此推测，并不是廖耀湘主动寻仇，而是滕骥有意激怒了他，想诱使他出手伤人，借此一了百了，从而逃脱人民和法律的审判。”

刘院长还没有作什么回应，门外传来警卫员喊“报告”的声音。秘书过去开门，听他说了几句话后，转向刘院长汇报道：“滕骥醒了，但他什么也不回答，看守人员向他询问事情的前因后果，他说不记得了。”

阮静秋对此十分疑惑，心中快速地思索着：他为什么装作不记得？他有意挑衅，原本是为了一了百了，现在捡回一条性命，再寻死已几乎不可能，攀咬廖耀湘、将他一同拉下水才更符合这些特务的一贯作风。他什么也不说，总不可能是突然善心大发，那就只能是想要掩饰自己的罪行。他要掩饰什么？

“我想起来了！”她忽然叫道。

屋内的另两人都向她望过来。她赶忙解释道：“当时在沈阳，和我前后一同被捕的还有‘中正大学’的一位进步学生，滕骥对她施加的酷刑更多、更残忍，我曾经试图为她辩护，也遭到了他的毒打。我们住在相邻的牢房，我不知道她的姓名，但曾经通过墙上的一个孔洞和她有过一些简单的交流，猜想她应该是一位地下工作者。廖耀湘将我送到医院之后，我曾托人打听过她的下落，但没能获得任何消息，恐怕已在狱中遇害了。滕骥不肯回答当日的情形，或许就是因为害怕被我们揭穿此事，加重他的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