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子玉神色坦荡，“我生前是画师，专画春画。”

到了人间，前面的两人越说越心动，后面的两人越吵越心烦。

四人沉默走到祝家时，祝融的尸身已被放进棺材。

一口白茬的便宜杨木棺材，成了他最后的归处。

顾一岐借口自己是祝融十年前的学生，带着他们进祝家吊唁。

祝融的灵堂布置的极为简陋，不见孝幛、魂幡。只棺材与掉漆的门匾上，挂着几朵不成型的白纸花。

祝融的儿子祝余孤身跪在棺材前，端正向他们回礼。

他们在院中站了一个时辰，没有遇到一个百姓。

孟厌悄悄问顾一岐，“你不是说他当官很得民心吗？怎么都没人来。”

这句悄悄话被跪着的祝余听到，抬头黯然道：“他们说家父是偷拿善银的贼，故而来者甚少”。

一个清官成了偷钱的贼，看来祝融的冤屈便是由此而生。

孟厌瞅准机会，上前与祝余攀谈，“我们四人是大理寺派来的捕役，特来追查祝大人自尽一事。祝公子，请务必言无不尽，知无不言，告知我们来龙去脉，我们才好为祝大人伸张冤屈啊。”

“真的吗？”祝余抹去眼泪。

“真的！”四个人的头，点的比小鸡啄米还快。

在祝余断断续续的叙述中，他们终于得知：这位陈留王朝十年前风光无限的榜眼，到底是如何走向绝路的。

祝融四十岁时中了榜眼，起初他被分到御史台。可他为人刚正不阿，为官不懂变通。极力反对底下官员以贺礼之由，向上司行贿赂之事。

五年前，他被上司与同僚排挤。说是调任，实则贬到陈郡做县令。

上月，祝融辖管的一处村庄遭逢天灾，伤者众多。

因村中人皆是贫苦人家，祝融便去了高陵县几家大户家中募捐善银，共计筹措一千两。

原本二月十九那日，该在县衙中当众把这一千两善银从钱箱中取出，交给村中受伤的百姓。

可是，那日祝融打开箱子后。

里面却只有九张一百两的银票，另有一张一百两的银票不翼而飞。

祝余悲嚎道：“钱箱一直是家父在保管，日夜不离身。”

本来高陵县的百姓只当是祝融保管不善，致银票丢失。

但二月二十三，城中多人传言：有人曾亲眼看到祝融从一家大户家中走出后，偷偷把一张银票揣进了怀中。

一时之间，谣言四起。

百姓说是祝融偷拿善银，一再逼他把这一百两交出来。

“银票真的不是家父拿的，他百口莫辩，这才走了绝路，”祝余露出一丝惨然的笑，“昨日，家父去县衙时，路遇三危居士。居士骂家父枉为人，连善银都无耻贪下，还说他老眼昏花，看错了家父。”

三危居士是高陵县的名士，素有威望。

自祝融上任高陵县县令后，因其软硬不吃的性子，底下的捕役见捞不到油水，便整日闹事。三危居士得知此事后，拄着拐杖走到县衙，将捕役们一个个骂了个遍。

自此，捕役们再未闹事。

百姓的指责，底下人的风言风语，祝融忍气吞声，悉数咽进肚中。

不曾想，连唯一的知己，也觉他是贪赃之人。

祝融神思恍惚，趔趔趄趄走回家。连日来听到的所有痛骂与侮辱之语，如紧箍咒般，萦绕耳边。

那些话，由最初的一点刺痛，再缓缓散开。在无人察觉时，慢慢沁入到他的五脏六腑，直至鲜血淋漓，痛苦不堪。

哀恸、酸楚……

多年的为官之道彻底崩塌，他望向房中的麻绳与高处漏光的房梁。

妄图以死亡，结束此刻所有的绝望。

听完祝余所说，四人站在院中，徒留几声唏嘘。

孟厌：“我觉得不是他拿的。”

顾一岐：“为何？”

“你看他家，”孟厌双眼扫过之处，家徒四壁，房中连张像样的桌子都没有，“他既未急用钱，难道临了临了，才想起来贪钱？”

祝融这样的清官，清廉了一辈子。

何必半只脚已踏入棺材，才想起以权谋私，偷摸瞒下这一百两。

他若是真想贪钱，一个县令，有的是法子让商户自愿给银子。

孟厌肯定道：“他有一百种贪钱的法子，没必要选其中最蠢最容易被发现的法子。”

既然钱不是祝融拿的，那定是有人偷拿之后又栽赃陷害于他。

崔子玉问祝余，“钱箱是否有其他人拿走过？”

祝余坚定地摇摇头，“没有！自二月十五收齐善银后，家父便将钱箱上锁，并加贴封条。直到二月十九开箱取钱，无一人经手。”

祝家能查之事少之又少，四人决定去县衙问问。

临走前，祝余再三向他们道谢，“多谢四位愿意听我所言。自出事后，家父与我解释了无数遍，都无人信我们父子。”

他的父亲时常教导他要清白做人，他不信他的父亲会是一个无耻小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