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不仅没人提他惋惜，倒是有不少人觉得，少了一个跟着掺和搅局带抢食的还挺高兴，绝大部分的江湖人士表现出来的那种，所谓的侠肝义胆义薄云天，都是做出来给别人看的。

明知道实力不济，还去跟人家玩命，那不是勇敢，是缺心眼。都是为了一口吃喝嚼谷，说到底就是个买卖，多点少点也饿不死撑不着的，犯不上啊。

仪式结束之后，卓立仁千叮咛万嘱咐，告诉刘家辉和魏明两个，务必要把脚行控制住，五万多工人，将来会成为一个不可小觑的行业势力。先成立一个天津脚行协会，让脚行的这些苦力全部入会，方便以后进行管理。

不入会的人，码头车站包括整个天津卫都不用，入会的每个人，每个月多发一毛钱，一年下来就是一块二大洋，整个脚行五万人就是六万大洋。

这个钱不用苦力付，都从青帮的四成收益里边支取，也不交给这些苦力，都集中在一起存着，这笔钱不干别的，全部作为脚行工人的保险金。

谁家要是有个什么病了灾的，都从这里出钱解决，还不增加这些苦力的负担，一下子就把整个脚行苦力的心给收服的服服帖帖的。

这个保险金刚出来的时候，绝大部分的苦力都不相信是真的，那个年代谁拿这些苦力当人看呢？过去那些好人善人都会有一个‘及时雨’的绰号，别看钱不多，关键的时候真能救命，后来从脚行协会得过好处的那些苦力，都成为这个协会的铁杆死党，其中不乏愿意出死力卖命的人。

卓立仁的这个想法，是他上一辈子里做公安局长的时候，一个苏联专家教给他的办法。因为刚解放的时候土匪挺多，社会也挺乱，警察还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职业，几乎每年都有他的同事因公殉职或者伤残。

他的同志绝大部分都是农村出身，在城里拿了工资的人，已经是全家人的经济支柱，一旦牺牲或者伤残，就断了家里人的进项。

可那时候，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还很困难，也没有比较成熟的抚恤制度，一个警察殉职以后，最多只能得到300块钱的抚恤金，这点钱够干什么？就算是在农村，也只能支撑个三五年而已，把卓立仁愁得直掉头发。

那个年代中国与苏联的合作是全方位的，特别是公安和安全部门，有很多来自于苏联的专家，帮助中国建立全新的管理体系。这个叫做伊万的苏联专家告诉卓立仁，他们在卫国战争期间，就是依靠着一部分在战场上缴获的，甚至是在敌占区抢劫来的‘自筹资金’，解决了很多牺牲战友遗属的困难。

卓立仁吸取了这个伊万的经验教训，根本就没跟上级请示，他知道这种事情请示了也没用，完全是自作主张的，在他分管的局里开了一个内部会议，取得了大家的同意之后，每个月直接就从每个人的工资里扣留一块钱。

要知道，那个时候大家的工资都不高，就连卓立仁这个局长的工资也不多，每个月只有42块钱，普通的民警只有27块。

而且卓立仁不请示不汇报，擅自从公安局扣押的各种案件涉案资金里，偷着留了一部分，成立了一个‘专项办案资金’，其实是作为伤残殉职警察同事的‘抚恤金’。

这笔钱的来历和用途，所有的人都是心知肚明，就是没人往上边举报，一直到了那个闹哄哄搞运动的时候，卓立仁被迫离职之后，接他职务的那个局长发现之后，强行全部上缴了，至于这些警察怎么去理解前后两任局长，就是见仁见智的事了。

卓立仁跟刘家辉和魏明还在交代别的事情，一直在旁边听着的许家纯，看着卓立仁眼光可就有点不一样了，他越琢磨卓立仁这个主意，越是觉得卓立仁有些高深莫测的意思。

再想到袁克文说过的那些，关于这个卓立仁以前曾经做过的事情，慢慢的产生了一种让他毛骨悚然的感觉，他是一个没什么雄心大志，却有点小聪明的人，知道大总统把他放在这个位子，就是为了让自己帮着他搂钱，顺便也给自己弄点养老钱。

当然也是因为他了解那位大总统的心思，知道他是那种‘武大郎开店’的人，就算是有什么想法，也不敢流露出来，可是眼前这位卓立仁卓公子这么干，就是毫不掩饰的要收买人心。

这要是放在满清那时候，绝对是杀头的罪过，他自己来到天津以后，一门心思就是弄钱，他都不知道自己能在天津干几年，想那么长远干嘛。

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种人，没什么大智慧，也不懂得什么大道理，却有着普通人没有的‘小聪明’，本能的知道如何趋利避害，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应该跟着什么人走，于是在生活里就能左右逢源平平安安过一辈子，许家纯就是这么个人。

他看着卓立仁那年青的还有一些稚嫩的脸，再想到他做事的老道，还有思虑的长远，心里不由得有些恍惚，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他觉得很难放在一个人的身上。

最后忍不住在心里劝自己：二爷都说了，人家不是凡人，想不明白就不想了，自己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家子弟，能遇见这么个人，也是自己的福气，当初要是自己不敢离开家，一个人跑到小站去从军，哪有后面这些机遇，看来老天爷待自己不薄啊，必须得抓住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