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不单行，就在我失业后的第三天，在我居住的小旅馆里，突然来了一名陌生的客人。

给我行了一个军礼，接着递给我一个包裹，“陶君梅庵，因护佑国宝被日军发现，已为国捐躯，敬请节哀！”

来者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转身就走开了。

我打开包裹，是二十多封信，全是梅庵在不同时间写给我的——明知无法寄出还坚持写信。

一方面也能够看得出陶梅庵的处境是多么压抑，他没有人谈心可以释放压力，只能通过写信来释放压力。

另一方面，可以看得出，他对我的爱与依赖。

而我却背叛了他。我有一种不真实的的感觉，如在梦里一般，这就是一个梦，醒来后，什么都没发生。

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度过那一个星期的，一直在房间里，不知不喝。

好心的店主发现我时，我只剩下呼吸的力气了。

在医院住了一星期，才活了过来。

醒来时，我突然听到临床的几个家属正在小声的交谈。

“你们听说了吗？打铜镇凶杀案？这什么世道哦，吓死个人。”

“是不是内脏被掏出的那个呀？好可怜哦！”

……

我漆黑的天空里，突然闪过一道亮光，梅庵的信里提到过一句话，“听闻重庆亦有连环凶杀，情与梅城类同，务必查清，以免他害，勿忘，勿忘。”

这个打铜镇的案子，听上去就与梅城的案子一模一样，梅庵果然没有骗我，他所说果然是实情呀。

我一定要找到杀手，以完成梅庵的托付，想到这儿，一下子又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

这时已是五点钟，我买了一块三明治，然后登上汽车。

五点三十分，汽车开动，按时发往打铜镇——报纸上报道凶杀案的地方。

当车路过长江大桥时，我看着窗外，欣赏着美景。桥上的灯像串串跨过海湾的钻石一样闪着耀眼的光斑。道路平整，一尘不染，看不到在冷风中兜里揣着报纸急匆匆赶回自己房间、想快点睡到草垫上的人们。我上了车很快就睡着了，想象不出睡在一张真正的床或在厚厚的沙发垫上会是什么感觉。

那天夜里，在一家小旅店住下，时不时地会想起蒋浩然，但和以前不同的是，现在想起他，会怀有巨大的愧疚感，心里暗暗发誓永远都不会再见他，可是，越是这么想，越是会想起他。人就是这么奇怪的不可理喻的动物。

第二天，我去吃早餐，路上看见了一个电话亭，翻找着电话簿，当看到熟悉的名字时，激动得直发抖。我这样做错了吗？为了查清案子，这样做没有错，虽然不太诚实，但对她们一家也是无害的。

很快打通了电话，说要找她。我报出了自己的姓名。接电话的人赶紧去找主人。

“喂？”电话里传来令人高兴的声音。

“王子文的母亲吗？”我拿着听筒的手抖了起来，尽可能让自己的话语正常。

“是我，我是，”口气平静，“您是哪里？”

“我是白君宜，就是那送王子文去医院的人。”

电话里出现了短暂的停顿，然后是一声惊呼。

“你在哪儿？”对方话轻中轻柔，但听不出她是高兴，还是仅仅是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