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他妈跟我乱扯。”这是陶梅庵唯一一次骂我，以后再也没听过。

“我不走。我要跟你一起留在这儿。一听说要打仗我们就谈论过这件事了。别的妇女儿童都在这儿。我为什么就要走？”

“因为你在重庆会安全。重庆作为陪都，中央政府不可能让它轻易沦陷，这你该比我清楚！”

我不再理他，假装什么都没听到，继续看我的书。

他抝不过我，当夜就没再提了。

第二天一早，我一睁开眼，他就又跟我谈起那件事，可是我更坚决了。对他说的统统不加理会。

七点半，他准备上班去的时候，我望了他一眼，“梅庵，我是不可能走的，请你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他久久凝视着我。“小蠢货，这一次，是真蠢。”他一字一顿，眼里噙满泪水，但就是不肯掉落，嘴角似哭又似笑。然后他走了。

我知道今天不过半夜是见不到他了，我突然很后悔，为了去调查连环案的真相，竟把他独自一个人留在梅城，承受着战时的巨大压力。听说自抗战以来，他就主动请缨投入了梅城市政府的工作，我相信，他今天晚上，也一定累得东倒西歪。

我要将欠他的，一并补回来。梅城虽濒临伦陷，但我们可以一直地老天荒。

五月，日本人对梅城发动了多次空袭，地面军队也开始轰炸了。

我很少见到梅庵了。

感到是祖国抢走了他的所有精力，这没错。可陶梅庵与我的距离越越来越远，这也是事实。

他越来越沉默少言，从不跟我说笑了，我们的生活完全停止了。他现在什么也不对我讲了。

我觉得梅庵远离了我的生活。我有时甚至怀疑他有了外遇，当然，我知道这不可能。

不管梅庵的生活里发生了什么，都没有我的份儿。

难得见到他，我还不如去重庆算了。

我常常想，蒋浩然到底怎么样了？可是我无法联系到他。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那时的蒋浩然比我还孤单。

我至少还有老公在身边，虽然不常在，而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自从送丁小曼登上往重庆的火车后，他一点也不知道她的音信。从岳母的来信里，他只知道，丁小曼天天不着家。他清楚她近来干了些什么，肯定和哪个男人在一起。他已承担了责任，加入了地下游击队，不时地营救未离开敌占区的人。

此后半个月，是梅城战前的和平时期，最初的震惊之后，人们渐渐对战争不再敏感了，仿佛这样的日子会无限期的过下去，人们又平静地过起了自己的日子，小酒店生意又好了起来，戏馆又重新开张了。

梅庵继续忙于那些接连不断的秘密会议，我忍受不住了，开始烦恼起来。至少他可以告诉我他现在在干什么。他以前总是信任我的，可现在显然不信任了。他继续做他的秘密工作，有时数日不归。我常接到他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只是告诉我他要出城去。

1938年5月14日，２０００多名日军乘天还未亮从南门杀进城内，一时枪声大作，火光冲天。

从睡梦中惊醒的老百姓哪还顾得上收拾家当，只能扶老携幼反着枪炮声向北边逃命，慢者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快的往往也跑不过罪恶的子弹。

“跑鬼子反”的市民们都拥到北门，城外狭窄的拱桥成为人们求生的惟一通道，被挤落水的和被赶上的日本兵打死的不计其数，有人后来用桥上“枕藉”、桥下“断流”来描述那凄惨的场面。

而滞留在城中的无辜平民，尤其是青壮年，多被挨家挨户抓出押至苗圃（今市体育场）和卫衙大关（今安庆路与花园街交口）等处枪杀。

有关资料显示，梅城沦陷前城内仅有居民约万人，而后来几天中经红十字会出面掩埋的尸体竟达５０００具！

日军与开道的伪军长驱直入，几乎未遇到任何抵抗，有些人家，门前自己挂起了太阳旗，几小时内，梅城市内的所有建筑上都飘起了太阳旗，它们肆无忌惮地在中华大地上飘舞着。我在窗前看这一面面丑恶的太阳旗，泪如泉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