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记者节，你们怎么把我这个老古董给搬出来了，哈哈，也好，谁叫我是个爱热闹的人哩。不过年纪大了，说话有点颠三倒四，可别见怪，我儿子可没少笑话我，说我一大把年纪了，性格还跟个小姑娘似的，讲话还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也就听个真而已，压根儿没半点深度与逻辑。

我想各位都看过我一九四五年报道伟人重庆谈判的稿子吧，那我就是实事求是的写，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没有半点儿夸张，没一星半点儿春秋笔法。

当然，你们最想知道的是那件事吧，你们称呼那件事叫什么来着，民国第一连环凶杀案，是这个哈。它原本和我没什么关系，起因是《中原日报》的一份公告。

“近来谣诼甚多，显系红赤分子，意图扰乱地方，人民万勿轻信。原警员张秉坤受红赤指使，传言梅城惊现连环杀手，专屠少年，经多方查证，此为假借名义，集合扰乱治安。所幸，谣之始作俑者张秉坤已将就法，特此公告吾民，务必保持独立思维，切勿信谣传谣。”

我一看这篇报道就来火了，挂红赤这么大的帽子，这个张秉坤绝对是无辜的替罪羊，直觉告诉我这个人肯定是无辜的。

“这个张秉坤肯定是无辜的！”我一边说着，一边把手中油条往桌上一扔。

梅庵抬起头，脸上“也无风雨也无晴”，盯着我问：

“你怎么又是这身衣服啊，你只要一穿这身衣服，准消停不了。”

我穿着一件白色带圆点的布质旗袍，外面罩着件红色毛衣，我总喜欢穿这件衣服去采访，红色多招人注意啊，大时候男记者多是灰长袍，女记者是深色旗袍，就我一人一身红，一大堆记者里无疑我最扎眼，我想采访谁，指定谁就是第一个看到我举起的手。

我第一次的采访任务就是采访郭沐若，人家是教育部□□长，他刚下飞机，就被一大群记者围上去，结果他谁的问题也没回答，就回答了我的问题，让我在社长面前出尽了风头，后来社长就给了更多采访大人物的机会，我的成功，很难说不是我这红毛衣的功劳。

“梅庵你又来这招，不要学人家孔院长的哈哈主义，好不好！”我气得将手中搅拌豆浆的勺子也摔了下，直在杯子里直打转，豆浆也溅了不少到木质桌面上。在他眼中，或许我就是个小女生而已，有时候这种感觉很好，但是，在谈正事时，这种感觉又不好了。

陶梅庵站起来，拿了块布放在溅出来的豆浆上，又重新坐回到我对面的欧式木椅上，很严肃地对我说：“矫枉过正。人们为了改正一个错误，往前走十步就可以了，但大多数人可能要往前走十二步。多走了这两步，可能性质就变了。蒋公说的‘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走一个’就是这回事，自有它的道理。”

“那你想想看，要是你就是那个错杀的一百中的一个，你有多无辜！那错杀的一百个里面，也是有一百个家庭的，一百个妻子、一百个孩子的，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我越说越激动。

“马可雅维利说，在大时代面前，个人的痛苦得失，无足轻重的。个人的痛苦得失，也只是在沦为政治的工具之后，才显其价值。”

“我一定要去查清楚这件事，如果张秉坤确证是无辜的，大众必须知道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