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您刚才写的中文字书法很漂亮，能否赠送我一张。”
我差点笑起来：“我的‘书法’很差，没有任何赠送的价值，拿出去会让人笑掉大牙的。”
“那么，您得好好练习一下。”
后来，隔三差五地，他会让副官送来一些人的出生日期让我推算星盘。其中有一次，送来的出生资料有十几人之多，每个人都需要一两页的报告，要求|我当天完成。
“不能在三天内完成吗？这些太多了！”我说。
“很抱歉，这些资料不能让您带回家，”副官说，“而且旗队长先生说，他是非常看重您的专业技能的。”
所以他是故意的，因为我误解过他“假装对我的工作感兴趣”。现在他把一大堆活派给我，为了证明他是“真的”感兴趣。
“不行，我只是帮忙，又不拿他的工钱。”我把文件推回去。
那副官微张着嘴，不接那些文件，直勾勾地看着我，也许还没有人拒绝过舍伦堡派的任务。
“还有，我都不得不提醒你们旗队长，他本应该两周后来复查，现在已经三周了。”
“他，他答应来复查了吗？”副官结结巴巴地说。
“没有，但任何一个合格的心理医生都会像我一样提醒他的。”
“旗队长先生比较忙……”副官的手还是离那些仿佛烫手般的文件远远的，“我不能拿回去，我会受责罚的。”
我随手拉出一张空白病例，在上面写了几个汉字，和文件再次递给副官。
“这是他要的‘书法作品’，你告诉他，看不懂可以找人问问什么意思。如果希望肺病能根除，就要回来复查。不要再用占星工作当借口，他只是害怕看病。您身为副官，要为他的身体负责，不要被他的文件骗了。”
副官这才点头，仔细把那张纸展平放好，离开了。
我猜舍伦堡是觉得上次那样讲述过去太过“暴露”内心，但病总要治，先叫来再说。
第二天一大早副官就来了。
“您是对的，旗队长先生很高兴收到您的书法，并且也不再提占星工作的事。他还找柏林大学的汉学家看了那几个字，后来他把它装在镜框里。”
“汉学家？”这到给我整不会了，“真的看了？”
“当然了！还是我拿到柏林大学去的，我遇到了档案馆的汉斯-格德·冯·伦德施泰特博士，他当时正拿着一本中文古籍研究呢！他说了，这是中国成语，讲了一个中国古代的古老故事，讲一位名医帮一个国王治病。”
汉斯-格德，你汉学水平还得加油啊。“讳疾忌医”这四个字，真的理解了吗……
几天后，舍伦堡终于出现了。
我劝他说：“治疗是个连续的过程。第一次效果虽然好，但是那股能量并不属于你，它在你体内只停留一段时间，您原本的惯性还在，还会把状态拉回来。只有坚持治疗几次，再辅以心态和行为的改变，这样才能把疗效固定住。这个道理，旗队长您不会不明白吧？”
“您说得对，”他微笑道，“但治疗这一次就足够了，我只是体验。”
这个人，看着笑眯眯的，怎么在这么一件小事情上说不通呢？
“您前一段时间不愿意治疗，这情有可原，因为在调查海德里希的事，带病工作正好让希拇莱先生对您另眼相看。现在这件事已经了结了，为什么还不治疗？肺病在我们这个年代，可是会要命的。”我有点压不住火，语气也有些不悦。
他目光突然犀利，眯着眼看着我。好像一只豹子潜伏在草丛里被人发现，在一秒钟内正在评估我是否有威胁、会不会攻击他那样。我知道那个“带病工作”的小心思大概是被我猜中了。
我坦然地回视。过了一会，他又轻轻笑了，绕过前面的话题，抓住了我的一个漏洞。
“肺病在这个年代会要命？听起来您好像不属于这个年代一样。”
我只能黑了脸。
“如果您真的觉得无所谓，我也不会强迫您！”
过了好一会，他慢慢地说：“以前您提到过，治疗后人的一些观念会改变，会对原本的生活轨迹产生质疑？”
“是的。”
“给我讲讲这些观念改变的具体表现吧。”
舍伦堡这个人就是这样，如果他不再继续之前的话题，就是不愿意再谈。
我只好介绍了几例催眠病人，在催眠后心态发生转变。有些对家人态度转变，有些则变得不那么容易纠结。
“但是，我还是希望您重视健康，”后来我又说，“谁也不知道如果您离开现在的位置，会不会有第二个海德里希走上来。”
这是我的真实想法，虽然他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好人”，但比海德里希那样的真正的魔鬼，还是强太多。我也是看在他愿意做治疗，已经对我有了相当的信任的基础上，才敢冒险这样说。
他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
“您是个很难取悦的人。”他瞥了一眼我的文件柜，隔着文件柜的玻璃，里面有一个黑盒子，“这个小礼物，不管任何当时在场的女士得到，肯定会放在最显眼的地方。而您却把它和一盒……印泥堆在一起？”
这是希拇莱在对话宴会上送的，希拇莱当初说它不一样，我打开看了，无非是个水晶天鹅摆件。我也不想要他们的礼物，看完就放柜子里了。
舍伦堡走后，我又把天鹅拿出来，仔细观察。难道天鹅头上那个黄灿灿的是黄金？就算是纯金，也才几克吧？后来看到天鹅下面的黑色丝绒垫布。垫布不算太平整，旁边有一角纸露出来，我把这角纸拉出来，那是一张折起来的单子。
打开来，一张支票，数目栏里写着一万马克，下面有希拇莱的签名。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
“为我们神圣事业共同努力的人，理应得到丰厚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