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的前夕，阿尔伯特回来了，弗里德里希和丽塔都是年后几天才回来。今年科雷格和希尔德都没有组织聚会，因为克劳斯·冯·施陶芬伯格邀请大家到他柏林的家里去过除夕。

我们到的时候，毛奇伯爵和希尔德已经来了。毛奇正在研究他们客厅里一个铜铸的小雕像。

“那是班贝格教|堂里一座骑士雕像的复制品，”施陶芬夫人说，“因为他家族传统的兵团就是班贝格第17骑兵团，而且最巧合的是这位中世纪骑士的面容和我丈夫还有些神似，所以他的朋友送了这个雕像的小号复制品给我们。”

“是的，是的，也许他就是那个骑士的转世！”一个洪亮的声音答道。那是施陶芬的表哥，冯·瓦尔登堡伯爵。他是个嘴唇上有两撇胡子的高大中年男士，热情直爽。他和毛奇、科雷格原本都是贵族圈子里的，早就认识，他也参加毛奇在莱克梢的聚会。和阿尔伯特见面没有几分钟，马上就像老朋友一样。

他张开长臂，用他那超宽的拥抱迎接我们。

“我知道这样抱怨不合适，但是直到今天才介绍我认识施特恩上校以及这位可爱的小姐，以至于我前半生显得暗淡无光，那绝对是赫尔穆特（毛奇）和科雷格的阴谋！”

大家都笑。

阿尔伯特向施陶芬介绍我，告诉他我学心理学。

施陶芬饶有兴趣地听着。

“我想咱们的元首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医生。”他讥诮地说，“埃德斯坦小姐，您那里肯定有些药水，可以治疗某种‘自诩軍事天才’的妄想症吧？”

瓦尔登堡伯爵捧着肚子，笑声直达屋外，外面玩耍的孩子也贴着窗子看我们，在玻璃的水雾上留下几个小手印。

“今年上半年，”施陶芬又说，“我给一些新参谋做培训。画了咱们参谋部和最高统帅部的各种部门关系图。讲到最后，那些乱七八糟的组织图组成了张蜘蛛网。我当时直接在中央画了一只大蜘蛛，说：‘是的，这就是元首。他让部门之间互相穿插，互相牵制，矛盾丛生，而他则当一只坐享其成的大蜘蛛！’我想正是这种对国内尽在掌握的感觉让他还如在梦中，说不定只有德国的全面失败才能让他清醒了！”

我有些震惊，虽然科雷格和阿尔伯特也对希|特|勒和局势不满，但也没有在众人面前毫不掩饰地表明态度。

希尔德想接话，但毛奇找她说起了别的事，两人小声讨论着某个朋友办的一所小学。

“要等到全面失败，那可就太晚啦！”瓦尔登堡说。

“是的！”科雷格的目光转到我们，希望阿尔伯特也表态，但是阿尔伯特正安抚吃惊的我。

“施陶芬伯格是比较激进一点。”他说。

晚饭时，他们问起阿尔伯特的工作，他介绍了最近想办法把一些苏联战俘免送集|中|营的事。接着，话题很自然地转到了苦战的斯|大|林格勒。

“你们觉得第六集团军能突围出来吗？”瓦尔登堡问道，“元首有这个意思吗？”

“元首是肯定不会批准的，这样的战役如果失败，已经成了不能承受的代价。只能看保卢斯自己的判断了。”阿尔伯特说。

“我回来前，前去解救的第4装甲集团军已经接近了他们，”科雷格说，“曼施坦因元帅让他们不要等元首的命令，一定要突围，但保卢斯说燃料不够，放弃了这次机会。要我说，保卢斯是因为害怕元首责怪他！和凯特尔元帅一样，胆小怕事！但为了保存后续力量，即使抗命又怎么样？”

施陶芬极为不屑地哼了声。“让保卢斯抗命，他敢吗？这个想法出现在他脑海里只怕他都要对着元首画像忏悔！他对那位看似掌握德国大权、实则扼住德意志喉咙的‘蜘蛛’下士可是感恩待德，也许因为他那不值一提的家世让他总是把给自己一根骨头的人认作是主人吧！”

科雷格分析的还是保卢斯个人性格，施陶芬却又提到是否贵族出身，这和那一套“雅利安人”血统的说法都让我不爽。

“出身或血统不能代表一切吧？”我说，“比如在精神分析界有一个权威的理论来自弗洛伊德，他认为许多神经症的源头在于儿时受压抑的欲|望。虽然这个理论已经相当普遍，算是某种意义上的‘贵族’了，但我的教授认为，如果把它当作教条套在任何精神分析当中，是不妥当的，他说用一个固定观念解释问题，总是能更快速地得出结论，是懒于思考的表现。”

施陶芬脸色微变。

科雷格望了望我：“大家要不要喝一杯，我闻到了葡萄酒的香味，这么浓的香甜，应该是意大利的阿马罗葡萄酒。”

阿尔伯特揽了揽我的肩膀，他知道我想起以前施陶芬和他有过矛盾，那时施陶芬因为他不是贵族出身，以为他对国家的感情不够忠诚。

“不用计较以前的事，”阿尔伯特说，“我们之间即使争执，也是对一些大局势的看法，没有个人恩怨。”

“您说的对，埃德斯坦小姐，”施陶芬转向我，坦然道，“我刚才的结论确实草率，出身不能代表一切，要看每个人的行动和选择。”

“这就对了，克劳斯！”瓦尔登堡拍着施陶芬，“当一个女人认认真真跟你讲道理的时候，不管有没有听懂，起码要表现出男人的风度！”

什么跟什么啊，怎么就“没人听懂”了？

科雷格笑着点头：“是的，西贝儿学的那些东西是很难懂的。”

这时施陶芬撇了撇嘴，和阿尔伯特对视一眼，这两个人大约都能听懂我说什么，反而达成了某种“共识”。

但没一会，话题又转回了斯|大|林格勒。在场的男人除了毛奇全是军人，谈别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们在桌上拿着酒杯和糖果开始模拟沙盘了，每个人都在替保卢斯想主意，然后又一个个被否定。

“换个地点突围？我看这个东南角也有可能。”

“突围的主意元首会同意吗？斯|大|林格勒他不可能放弃。”

“保卢斯没办法做到。”

“援军离得也远……”

……

“空军呢？能不能空投补给进去？”希尔德插话。

“这个办法当然想过了，戈林也向元首吹过牛，但最终是杯水车薪，”科雷格说，“他显然低估了一整个集团军的人数。”

“保卢斯就算数学不好，元首也不可能不知道那种补给根本不够，毕竟元首可是对高炮口径和射速都倒背如流的，士兵人数怎么会算不出来？”施陶芬讽刺道，“他是明知如此，还要这样做！要是我，不计一切也要突围出去，元首的判断，天大的笑话！”

施陶芬的语气太过强烈，把他最小的女儿吓得钻到母亲怀里去了。

“好啦，少说一点战争，让女人和孩子们怎么办？”施陶芬夫人抱怨。

但是对于男人，战争话题只要开了头，似乎就像火星子溅在干树枝上，火焰只会越来越激烈。施陶芬夫人的话就像一小滴水，根本降不了温。

“先不要打扰我们。”施陶芬带着几个男人转移阵地，到书房关门讨论去了。毛奇本来没有参与讨论，但也被他们拉了进去。

我们几个女人在外面带着施陶芬家的三个孩子做糖猪玩。希尔德时不时张望书房，后来又给他们送了樱桃馅饼和咖啡进去。

她在里面待了有十分钟，就被瓦尔登堡伯爵半推着“送”了出来，“女孩子不要掺和了！”

希尔德十分不满，气哼哼地坐在那，劝她吃东西也不理。

毛奇紧跟着出来了，希尔德问他讨论了什么，他摇了摇头。

“和刚才差不多，”他兴味索然地说，“在我看来，结果已经注定，他们所能努力的，只是让过程稍微不一样而已。”

希尔德还不太理解他的态度，“怎么就注定了呢？既然元首的决定有问题，总参谋部总能做些什么让元首改变主意的吧？”

“这是你做的糖猪吗？”毛奇对着一个孩子说，那是施陶芬的小女儿，正把自己的糖猪举给我们看。

“告诉我，你给它起了名字吗？它有什么特殊魔法吗？”毛奇又问孩子。

“有……”孩子大约被他提醒，才开始想这个问题，“它叫……克里斯，会……会把酒变成水……”

大人们都笑了，綜教故事里耶|酥把水变成酒，孩子却把酒变成水。

希尔德笑着听他们对话，转过来对我说：“他朋友办了一个收留孤儿的学校，他最近经常去帮忙，习惯和孩子们相处了。”

“将来是个好父亲。”我笑道。

“他啊！”希尔德轻斥我一声，但又忍不住瞄着毛奇。

后来男人们“散会”出来，瓦尔登堡粗声粗气地对希尔德说：“不要总是管男人的事嘛，这么早把赫尔穆特（毛奇）拉出来干什么呢？”

希尔德神色不悦，毛奇应该不是她叫出来的，是他自己出来的。

“我想起一些其他事，要和希尔德讨论。”毛奇说。

“我到是巴不得和你们讨论呢，你们同意吗？”希尔德挑眉道。

“女人还是别参与，”瓦尔登堡说，“瞧，西贝儿就不管自己的男人。”

希尔德面色不虞，埋怨地看我一眼。

“你真的不关心他们聊的吗？”后来希尔德问我。

“不就是打仗吗？”

“那可是德国的未来啊！大家都在担心我们的未来，越来越担心。也许你和赫尔穆特的看法是一样的吧，”她说，“他认为将来德国会失败，所以他对軍事过程不特别关注，他只希望我们在战后能建立一个更好的秩序。”

我暗自摇头，我和毛奇的想法也不一样。在这里，没有人和我想的一样。因为我本质上不是这里的人，我只是个旁观者。

未来的大框架是什么样，我早就清楚了。一开始我也为那些事担心，后来我接受了这个情况，才明白那些已经注定的事几乎是不属于我个人的，它们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前线集团军。对我个人来说，只有那些不知道的、眼下的、具体的生活，这些不曾在历史书里记载过的时刻是属于我的。

“你竟然这么漠视国家大事，连丽塔最近都在信里告诉我她担心东线的情况。”希尔德不理解。

是的，丽塔也回来了。

新年后的第三天，她和弗里德里希相继来了柏林，我们一起去参加了丽塔姐姐的婚礼。

这一次毛奇伯爵没来，他去给上次提到的孤儿学校送取暖用的煤。

丽塔的姐姐叫朱利娅，在一所文理小学当老师。丽塔的妈妈米勒太太以前曾经是希尔德的家庭教师，早就认识科雷格，带着自己的丈夫米勒先生不停地介绍亲戚给“这两位上校先生”，整个人容光焕发。